“我们对打官司不感兴趣，”她说，“我们只供他们吃。我没听说过这些名字。”
一名志愿者带着一袋土豆过来了。我收拾着准备离开。格洛里亚谢了我，把名单抄下，答应帮我打听。
我的行动早就计划好了，我还有许多地方要去，可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来到国会山医疗诊所，向其中的一名医生打听。这是一家私人赞助的面向流落街头者的不须预约的医疗诊所，保存着所有病人的记录。今天是星期六，那位医生答应我星期一让秘书查一下电脑档案，看有没有我要找的人。如果有，秘书会打电话给我。
我来到罗得岛街附近的耶稣会，一名天主教神父接待了我。他仔细研究了那份名单，但没有他认识的。“名字太多了。”他说。
上午遇到的唯一险情发生在“自由联合会”。那是一处大型聚会场所，建造者的名字早已被忘却，后来变成了一个社区中心。十一点钟的时候，一群人在大门口排队等着吃饭。我没打算在那里吃饭，所以就没排队，而是径直走向门口。有几个等着领食物的绅士认为我不守规矩，张口就是污言秽语。他们腹中饥饿，火一下子冒上来，竟然没注意到我是个白人。他们怎能把我误认为一个流落街头的人呢？门口有一名志愿者在维持秩序，他也认为我是个流浪汉。他毫不客气地伸出双臂阻挡我，第二次对我人身侵犯。
“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气愤地辩解道，“我是一名为无家可归者工作的律师！”
这才使他们安静下来，我突然又成了蓝眼睛的兄弟。我被允许进人大楼，没再遇到阻挠。负责人是基普牧师，是一个头戴贝雷帽、戴黑色领圈的脾气暴躁的小个子。我没给他留联络电话。当他意识到（1）我是一名律师；（2）我的当事人是伯顿一家；（3）我在为这个案子奔走；（4）将来有可能得到赔偿，他开始考虑能从中捞到多少钱。我在他身上浪费了三十分钟，离开时我发誓要让莫迪凯亲自来。
我打电话给梅甘，推掉午餐约会。我托辞说我现在在城市的另一端，还有许多人要见。真实的原因是我拿不准她是否在向我表示好感。她漂亮、聪明，完全值得喜欢，正是我需要的那种人。我几乎有十年没谈过恋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但她告诉我一则重大消息。露比不仅坚持了一上午的疗程，还发誓说要连续二十四小时不沾毒品。这真是个令人感动的情况，梅甘在戒毒室的外面看到了这一幕。
“她今晚必须离开街头，”梅甘道，“十二年来她一直没离开过毒品。”
我当然是帮不上什么忙了，梅甘倒有几个主意。
下午和上午同样劳而无功，唯一的收获是弄清了华盛顿市内每一家避难所的地址。我见了许多人，和他们交谈，与那些可能再见面的人交换了名片。
凯尔文-兰姆仍然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的被驱赶出户的人。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死了。我手中剩下的十四个人消失在街头的茫茫人海中。
在无家可归者之中，只有小部分人是避难所的常客。他们时不时地光顾那里，只为了一餐饭、或者一双鞋。或者一条毛毯，然后踪影全无。他们不需要帮助，懒得与人打交道。很难相信剩下的十四个人就在这一小部分之中。一个月之前，他们还生活在屋檐下，并且付房租。
要有耐心，莫迪凯反复忠告我：贫民律师(99)必须有耐心。
露比在“内奥米之家”的门口与我会合，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一见面就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拥抱。她已经成功地度过了戒酒和戒毒两个疗程。梅甘已经为下面的十二个小时创造了良好的开端——露比不能再露宿街头了，她自己也默认了。
我和她开车出城，向西驶入弗吉尼亚大街。我们在郊区的一家商场买了牙刷、牙膏、肥皂、香波和许多糖果。糖果的数量连过万圣节也够了。我们继续驱车向城外驶去，在一个名叫甘尼斯维勒的小镇上发现了一家金碧辉煌的崭新的汽车旅馆，招牌上说单人房每晚只需四十二美元。我用信用卡付了账，但愿它没有失效。
我把她留在那儿，叮嘱她一定要锁好门，呆在房间里，哪儿也不要去，星期天早晨我会来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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