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叩门便走进了我们的庭院。我们正在议论着他哩，他却已经出现在眼前了，真叫人难堪。他是个五短身材，五十来岁，身上那件黑衣服已经褪了色，磨损得很厉害。脸像醉汉似的，头发还没变白，梳着儿童发型；眼睛半睁半闭，眼圈和鼻子周围泛红，唇边露出一个似有若无的笑容。他讲起话来外地口音很重，嗓子很尖，像是布道的教士；说得激动时，嘴角和鼻子周围的皱纹会轻轻抖动起来。
我把包迪诺先生描绘得如此细致人微，是为了说明他为什么会给我们留下他像蚂蚁的奇怪印象。噢，不，一点不奇怪。因为我们原先就认为蚂蚁人应该是这种样子，能在一千个人当中轻而易举地被辨认出来。他的双手粗大，手背毛茸茸的，一只手拿着一个形状像咖啡壶的器皿，另一只手端着几个陶土小碟。他告诉我们说，他要放糖浆了。他的口气表明，他是一个惯于磨洋工、对一切都无所谓的职员。他拖曳着嗓门，有气无力地说出“糖浆”这个词，这足以使我们明白，他是多么不把我们看在眼里，对他自己的工作成效又是多么缺乏信心。我发现，在这个人面前，我妻子倒给我做出了保持冷静的榜样。她耐心地告诉他，哪些地方经常有蚂蚁爬过。他谨小慎微地来回做着那几件事：把咖啡壶中的糖浆倒进小碟，把小碟放在该放的地方，当心别碰翻它们。我没看多久便失去了耐心。我观察着他的举动，重新想起他给我留下的初始印象：他像蚂蚁。原因何在?我说不上来，可他确实很像蚂蚁。大概是由于他皮肤黝黑吧，但也可能是因为他个子矮小的缘故，或者是他的嘴角老在颤动，和蚂蚁的不断抖动足和触角相似。不过，蚂蚁的另一个特点他却不具备：它们不停地奔忙和操劳，而包迪诺先生却笨手笨脚，慢慢吞吞。现在他正举着一把蘸满糖浆的小刷子，在墙上，可笑地涂抹着。
我注视着他的动作，越来越感到厌恶。忽而，我发现妻子不见了。我用目光四处搜索了一遍，最后在庭院的一个角落里看见了她。雷吉瑙多和勃劳尼两家的篱墙在那里相连。克劳迪娅女士和阿格劳拉女士分别站在自家的篱墙边，指手画脚地讲个不停，我妻子所在的位置正好在她们中间，她在洗耳恭听。我朝她们走去，反正包迪诺先生正在房后涂糖浆，那里没什么重要东西，怎么涂都可以，我不必看着。我听见勃劳尼太太在大声发牢骚，她挥着胳膊说：
“那家伙是来给蚂蚁喂补药的，哪是什么毒药！”
雷吉瑙多太太为她帮腔，但口气没有这么激烈：“如果有一天蚂蚁灭绝了，他们那些职员不就失业了吗?所以，您能指望他们正在干什么呢，太太?！”
“喂肥了蚂蚁，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成绩!”阿格劳拉女士愤然下了结论。
两位女邻居的话都是对着我妻子说的。她凝神听着，表面上很平静，但我从她那不停抽动的鼻孔和紧紧咬着的嘴唇中可以看出，她这时内心满腔怒火，由于知道自己被愚弄而十分愤懑。说实话，我也接近于相信，这两位女士不是在信口雌黄、搬弄是非。
“还有那些带有蚁卵的粪料盒，”雷吉瑙多太太接着说，“您以为他们取走后真会烧掉吗?根本不是!”
忽然响起了她丈夫的声音：“克劳迪娅!克劳迪娅!”妻子说话过了火，显然使他局促不安。雷吉瑙多太太说了声“对不起”，匆匆离开我们；她的道歉声中包含着对随波逐流、胆小怕事的丈夫的鄙视。从相反方向仿佛传来了一阵冷笑声，我回头一看，发现勃劳尼上尉正在砾石小径上调整他的那些灭蚁装置的角度。包迪诺先生刚倒上糖浆放在那里的一个陶土小碟在他脚旁成了碎片，碟底朝天；大概被他踢了一脚，但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出于不慎。
我和妻子回到屋里。我想像不出她会怎样发泄她对包迪诺先生的怒火；但我知道，我不会劝她止怒的，反倒有可能给她火上加油。可是，我们扫视了屋里屋外，却没发现这位蚂蚁人的踪迹。嗯，我们进门时，似乎听见庭院的栅门吱哑一声关上了。他大概刚走，不辞而别了。他在屋里涂下的这一道道黏糊糊的暗红色糖浆发出一种难闻的甜腻味，和蚂蚁的气味虽然不同，但我觉得两者有关系，虽然我说不出其所以然。
儿子在睡觉，我们认为这是抽空到毛罗太太家去串门的好机会。我们应该去一趟，向她要储藏室的钥匙；另外，这也是礼节的需要。但我们迫不及待地去拜访她的真正动机却是让她听听我们的抱怨：她事先不做任何说明，就把这么一个蚁害严重的住所租给了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想看看房东太太是怎么对付蚂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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