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8点钟填好了调查表，又最后校读了一遍。填写辛明诺一案中的调查表，他用的是普通的书写方法，与这一次完全不同。在练了几个月的印刷体之后，他完全可以肯定，这两份表是出于同一个人之手，这谁也不会发现。去年那场官司陪审员候选人多达300名，这一次也接近200名，有谁会想到他居然两次都是榜上有名呢？
他从搁在厨房窗子上的一只枕头后面，向下面的停车场迅速望去，想检查一下是否有偷拍照片的摄影师，或者其他的不速之客。3周以前，他曾看见一个人缩着身子坐在一辆轻便货车的驾驶盘后面。
今天没有密探。他锁好门，步出公寓。
格洛莉亚·莱恩第二天带领她的人群时，效率比第一天要高得很多。她把剩下的148名陪审员候选人安排在法庭右边的座位上，每一排挤满了12个人，一共12排，余下的4位坐在过道上。让他们全坐在一边，对付起来更为方便。他们进门时，已将调查表交齐；迅速复印后，已分别发给原告和被告双方。到了10点钟，双方的陪审员咨询顾问己经关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对他们的回答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了。
在过道的另一边，坐着那一帮风度优雅的金融界的小伙子、记者、好奇心重的人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旁听者。他们全都瞪大了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那群律师，而律师们则坐在那儿研究候选人的面孔。在此以前，费奇已不声不响地坐到前排靠近被告律师团的地方。在律师团的左右两侧，都有一条穿着入时的哈巴狗，随时等着接受他发出的最新指示。
哈金法官星期二这一天肩负着重要使命。他花了不到1小时，便结束了由于非健康方面的困难而不宜担任陪审员这一程序，又有6人获准告退，候选人剩下了142名。
最后，大人物登台亮相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温德尔·罗尔穿着他老穿的那一套花格子运动装，衬着一件白背心，打着红黄相间操式领结，停住脚步站了一会儿，随即走到围栏边向他的听众招呼。
他把指关节矫得格格作响，然后张开双手，呲牙咧嘴地露出了阴沉的狞笑。
“欢迎，”他像演戏一样夸张地说，仿佛即将发生的事，将使他们终生不忘。他作了自我介绍，并且对他率领的原告律师团成员作了一一介绍，然后便请原告塞莱丝蒂·伍德起立，他在将她推到陪审员候选人面前的过程中，一连两次使用了“寡妇”这个词。
她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妇人，55岁，穿着普通的黑色连衣裙，黑色长袜和一双黑皮鞋，只可惜栏杆以下的部位人们无法看见。她的脸上恰如其分地挂着一丝悲哀的微笑，仿佛她还未能摆脱失去丈夫的痛苦，尽管他已经过世4年。实际上，她差点儿就要重新披上婚纱，只是在温德尔得知她要举行婚礼的消息后，在最后一分钟让她刹了车。
你爱那个人倒没有关系，他当时向她解释道，可是你得悄悄地干。而且在官司打完以前，你决不能嫁人。引起人们的同情是至关重要的，你应该仍旧处于失去亲夫的痛苦之中嘛，他说。
这场在最后一分钟夭折的婚礼，费奇当然是了解得一清二楚，但他也明白，很难有机会把这件事捅给陪审团。在对原告一方的人员一一作了正式介绍之后，罗尔概述了本案的案情。他的朗诵引起了被告律师团和法官的极大兴趣。他们似乎随时准备向他猛扑过去——假如他敢跨越事实和论点之间那道无形的界线。但他没有跨越，而只是让他们提心吊胆，饱受折磨听着，他又不厌其烦地请求未来的陪审员们做到真诚坦率，不抱成见，哪怕受到一丁点儿干扰，也应毫无畏惧地勇敢举起他们纤细的小手。假如他们，未来的陪审员们，不张开嘴巴，吐出心声，他们当律师的又怎么能研究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呢？
“仅仅看着你们的面孔，我们肯定是无法研究的。”他说，而且再一次露出了满嘴的牙齿。这时，法庭里至少有8个人，正在拼命研究那些竖起的眉毛和吸起的嘴唇。
罗尔拿起一本拍纸薄，看了一眼，又接着往下说道：“诸位，在你们当中，有些人以前曾经担任过民事诉讼陪审员，我请他们举起手来。”
十几只手乖乖地举了起来。罗尔朝他的听众扫了一眼，目光落在离他最近的一个人身上，那是坐在前排的一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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