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特尔在证人席坐下，跷起双腿。即使他内心有点儿害怕或是紧张，他的外表也毫未流露。对于法官提出的有关跟踪他的那个神秘人物的问题，他报出了看见他的准确次数、时间和地点。对上周二在法庭上看见那个人坐在听众席第3排后发生的事，他更是作了详尽周到的说明。
接着，他又描述了他在公寓房间里采取的安全措施，然后从法官手上接过那盘录像带，播进录像机，引得律师们个个伸长脖子睁大眼睛坐到了椅子边缘。他按下电钮，录像整整放了9分半钟。放完以后，他坐回到证人的位子上，开始论证：录像上的那个闯入者，和跟踪他的是同一个人。也就是上周三在法庭上露面的那一位。
不知是长脚麦克阿多还是哪一个鲁莽的家伙，把桌下藏摄像机的皮包踢了一下，费奇在那该死的监视器上看不到法庭里的情景，但他听清了伊斯特尔所说的每一个字。因而即使闭起双眼，他也能准确地想象出法庭里的情景。他突然感到头痛欲裂，赶忙用矿泉水吞下了两颗阿斯匹林。他真想向伊斯特尔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既然阁下对安全那么关心，在隐蔽的地方装了一台摄像机，你干吗没在门上装上警报器？可是这个问题也只能由他自问自答。
法官大人说：“本人亦可证明，录像上的此人上周三曾在本庭出现。”
但录像上的这位仁兄早已离开了比洛克西。就在庭上的诸君目睹他潜入公寓。在伊斯特尔房间里大摇大摆地潇洒走了一回时，他已经平平安安地藏在芝加哥。
“你可以回陪审员休息室了，伊斯特尔先生。”
对于是否应将陪审团与外界隔离，双方律师争论了1个小时。由于事前未作准备，双方的言辞都显得有点儿软弱无力。他们相互攻击，指控对方干了坏事。原告略占上风。有些事大家虽然心里有数，但缺少证据，不便挑明，相互的指责难免有空泛之嫌。
尼可拉斯将法庭上发生的一切和录像带的内容，向陪审团作了一个全面而又充分的报告，而且还稍加润饰，加了点儿盐和醋。
哈金法官在匆匆忙忙中出于疏忽，忘记禁止尼可拉斯和同僚们谈论这些事，而尼可拉斯也就当仁不让，立刻抓住了他的这个漏洞，加以利用。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而且他还不揣冒昧，对斯泰拉不再担任陪审员的原因作了第一手的解释。她是泪流满面哭着离开他们的。
费奇在办公室拍桌子打板凳大发雷霆时，差点儿没有中风。他一会儿擦擦颈子揉揉太阳穴，一会儿又猛拉那几根山羊胡，对康拉德、斯旺森和潘大吼大叫，要他们对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作出回答。除了这3个外，他手下还有几个人。一个是名叫霍利的青年，另个是当地的私人侦探乔·波依，此人来无踪去无影，行动快得令人难以置信。还有位是来自首都华盛顿的前警官，黑人丹特。最后一位是杜巴兹，一个犯有许多前科的本地人。他办公室里还有4位助手与康拉德一起忙乎。而且，他还可以在3小时内再招来一批侦探和许许多多的律师以及陪审员咨询顾问。费奇手下有许多人，这些人花他许多钞票，可他根本没有派个他妈的什么人周末去迈阿密监视斯泰拉和凯尔！
像个古巴人？背着个照相机？费奇一边重复着这两句话，一边气得把一本电话簿猛地朝墙壁摔了过去。
“难道是那个女人？”潘突然开口道。他刚才低头避开了那本电话簿，现在慢慢地抬起头。
“什么女人不女人的？”
“就是那个马莉呀。赫利克不是说，打电话的是个女人嘛。”沉着冷静的潘，跟他那位暴跳如雷的老板构成了鲜明对比。
费奇刚刚跨出一只脚，听了此话立即停住，一屁股坐到倚子上。过了一会儿，他又吞了一颗阿斯匹林，灌下几口矿泉水，想了片刻，点头说：“我想你说得对。”
潘的判断确实不错。那个古巴人是马莉在电话簿黄页广告上找着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安全顾问”。她花了200美元，叫他装得鬼鬼祟祟，背只照相机，在赫利克夫妇结账离开旅馆时故意让他们发现。这当然不费吹灰之力。
11名陪审员和8名候补，又被请进法庭。坐在斯泰拉空出的前排位子上的是菲利浦·萨维尔，一个48岁莫名其妙的男人，他的底细原告被告都未摸清。他自称是个自食其力的树木修补专家，但在过去5年中，在墨西哥湾区谁也没有听说过这种职业。他同时又是个先锋派的玻璃吹制专家，擅长制作一些色彩鲜艳奇形怪状的东西，并且用一些谁也没有见过的海洋生物来命名。他的作品偶尔也拿到格林尼治村，在一些无人光顾的小画廊展览。他还自吹是个高明的水手，曾经自己动手造过一条双桅纵帆船。遗憾的是，他航行到了洪都拉斯，这条船沉在风平浪静的水域。有时候，他又把自己想象成考古学家，就在那条双桅帆船沉没后，他在洪都拉斯监狱中度过了11个月，罪名是非法挖掘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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