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何时担任董事长？”
“1931至1932年。”
“我们能否假定这份备忘录是在1942年之前写给他的？”
“可以。费拉里先生死于1942年。”
“你是在何处看到这份备忘录的呢？”
“在里士满市派恩克斯公司的一个部门里。当初派恩克斯的名字仍是联合烟草公司，总公司设在里士满。1979年改名后才迁到了新泽西。但里士满的房屋目前仍在使用，我离开公司前一直在那儿工作。公司的旧档案大多也存放在那儿，我的一个熟人给我看了这份备忘录。”
“此人是谁？”
“一个朋友，已经过世了。我向他保证过，决不透露他的身份。”
“你确实掌握了这个备忘录吗？”
“是。实际上，我还复印了一份。”
“你复印的那份现在何处？”
“它在我手上为时很短。我把它锁在抽屉里的第二天，就奉命出了差。有人乘我不在的当儿，把我的办公桌翻了个底朝天，拿走了许多文件，其中就有我复印的这份备忘录。”
“你还记得其内容吗？”
“我记得十分清楚。你别忘了，我一直在搜集可以证明我的猜测的材料，而且搜集了很久呢。看到这份备忘录的那一时刻，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那么它说的是什么呢？”
“共有3段，可能是4段。咱们长话短说，开门见山吧。该作者说，他刚刚读过亚拉亨尼种植公司研究部负责人秘密送来的尼古丁研究报告，该负责人的姓名在备忘录中只字未提。在他看来，该报告确凿无疑地证明尼古丁是能使人上瘾的。据我记忆所及，这是前两段的精髓。”
“那么第3段？”
“备忘录作者向费拉里建议，公司对在卷烟中增加尼古丁含量的问题，作一认真研究。尼古丁含量越高，烟民越多而烟民越多，则销售量越大，利润也越高。”
克里格勒陈述时，抑扬顿挫运用得恰到好处，庭上的人无不竖着耳朵。多少天来，陪审员们如今第一次如此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证人的一举一动。
“利润”这个词像一团肮脏的烟雾，久久地在法庭之上盘旋。
约翰·赖利·密尔顿等了一会儿说：“现在让我们再把这一点明确一下，这份备忘录是由另一家公司的某一个人写好后，致送亚拉亨尼公司董事长的。是这样吗？”
“正是。”
“这个亚拉亨尼公司当时和现在都是派恩克斯公司的竞争对手？”
“是。”
“那么，这份备忘录是如何在1973年落到派恩克斯手上的呢？”
“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但是，派恩克斯肯定知道这一研究结果。事实上，在70年代初，整个行业都已知道。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这你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我在这一行业干了30年呢，这一点你要记住。而我这一辈子就是在烟草生产中度过的。我和许多人交谈，尤其是别的公司里的同行。这些烟草公司有时候是不分彼此的，这样说并不为过。”
“你有没有试过，想从你朋友那里再搞一份这个备忘录的复印件？”
“我试过，但没有成功。咱们就到此为止吧。”
除了按照惯例在10点30分休息一刻钟喝杯咖啡，在上午开庭的3个半小时中，克里格勒一直在马不停蹄地作证，而在人们的印象里，这段时间却过得恃快，仿佛只是短短的几分钟。这是本案审理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一个以前的雇员揭开了公司肮脏的秘密，这出戏演得完美无缺。陪审员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热切地盼着午餐，观察陪审员身体语言的律师从来没有像今夭这样聚精会神，连法官本人也一直埋头写个不停，似乎想记下证人吐出的每一个词汇。
记者们异常地虔敬，陪审员咨询专家们异常地专心，华尔街派来的那群看家狗，一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时间，休息时间一到，立刻冲出法庭，上气不接下气地给纽约挂电话通消息。那些在法庭四处转悠、百无聊赖的本地律师，今后将成年累月不停地唠叨这个上午作证的情景。连坐在前排的那位露·戴尔，也停止了手上的编织，凝神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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