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对不起,”娜斯佳很尴尬地说,“我并不想干预你和格梅里亚个人之间的关系,你是不是要我对谁都不要讲这封信的事?”
“按你知道的方式去做吧!但是不要指望我采取任何行动。我不喜欢格梅里亚,仅此而已。我也不会去调查这封信的事,没有它我自己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
在回家的路上,她还未能摆脱与列斯尼科夫谈话后产生的不愉快的感觉。他对匿名信的反应是不同寻常的,而且是不正确的、非专业性的。别的不说,就这一点她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伊戈尔会是这样。“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你这只母鸡!”她突然对自己恶狠狠地说了这么一句,“你来评论他的专业水平,你算老几啊?你是全俄最主要的侦探吗?伊戈尔曾两次获得总局最佳警探称号,可你呢?最好想想你自己所表现出的专业技能吧!远的不讲,就拿去年一月份来说吧。本应当坐下来把一切都冷静地想一想,权衡一下,可是却冒冒失失地怀疑继父。戈托夫齐茨是对的,别人的痛苦我们都能够轻易排解。可当事情涉及到你自己,脑子就完全不好使了。伊戈尔孩子病了,而且看来病得很重,他的脑子里只有这么一件事。谁能谴责他呢?周围的人都在大嚷大叫,说警察局不破案,大概以为在警察局里工作的绝对都是些机器人,他们没有灵魂、神经、家庭问题和疾病。认为我们的全部意志都应当用于寻找罪犯,用于猜测刑事犯罪的秘密。而这或许也对,确实应当如此。可大自然并不如此安排,我们不是机器人,而是活生生的人,所以我们根本不能总是集中精力搞案子,因为我们的思想还被人类其他种种问题所干扰,因为我们跟所有人完全一样,也会生病、感到痛苦、发神经、爱上别人、结婚、离婚、为亲近的人和朋友送葬,在不知什么时候发工资前清点那几个戈比,而且还得听妻子完全在理的数落,说什么孩子的鞋已经穿破了,他需要新皮鞋,可我们却没钱买。我们和所有人一样,无人使我们普通日常生活及其所有的负担减轻,也正因如此我们也会经常犯错误,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却想不通,来不及做必须做的事情。有没有必要为此而责怪我们?能否为此而原谅我们?我不知道……”
家对娜斯佳突然显得空空荡荡、冰冷而又孤独。长期以来曾迫使她竭力沉默寡言、孤独自处的精神痛苦已然消失了,就好像随着季马-托哈洛夫的被杀,连这种折磨人的、迟钝的痛苦也一并被杀死了,现在,娜斯佳特别希望列沙能在她身旁,他是那么温暖可亲、值得依赖。“可万一他不回来呢?”一个疯狂的念头闪了一下,“而且是永远都不回来呢?和我的婚姻生活仅仅过了两年他就明白,这种生活不是他理想的那种。当初我们过单身生活时一周只能见一次面,那时的一切和现在全然不同,所以我们才能保持关系达二十年之久。天呐,我们一起生活居然这么久了,想起来都可怕!一切是从九年级开始的,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我才十五岁,而现在已经差不多三十七岁了。我希望他回来。没有他我心里不好受。今天是我们第二个结婚纪念日,我忙于自己的事,现在刚刚想起来。有趣的是列什卡也忘了,要不就是他虽然记得,却因为我没有向他表示祝贺而生气了呢?”
她一边切面包准备做三明治,一边想着是不是现在就给阿列克赛住的茹科夫斯基街打个电话。她不是求他回来,只是想了解一下他父亲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她把一块厚厚的小牛肉香肠夹进面包里,抹上一层软奶酪,气恼地自言自语道:“有点像幼儿园的把戏。我给你打电话,又好像不是为了你,也就是说,好像是给你打,又好像是为了了解父亲的情况,因为我们吵了架。‘好像’这个词儿挺有意思,今天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说话时,差不多每隔一个词就重复一遍这个词儿,就好像某些人爱说的‘饼’这个词。这个词儿是从哪儿来的呢?”
她把已经做好的三明治放到桌上,拿起了话筒。
“列什卡,是我。爸爸怎么样?”
“情况不好。谢谢你,”丈夫回答得很简短,“你现在怎么样?”
“我也不很好,”娜斯佳承认说,“可也许比你父亲还好一些。他怎么样了?”
“你过了三天才想起问这事吗?”齐斯加科夫说,“算啦,我们别抠这些小节了。昨天把他送进了医院。妈妈今天夜里在那里守着。如果明天早晨不恶化,就要做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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