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没有……可我并不十分了解。可如果情形十分严重的话，我肯定能记住那么一件两件事的。尤丽娅，您没看见吗……她是个……很有韧性的人，如果您能理解我所指的是什么就好了。无论咬住什么都不撒嘴，同一句话总是叨叨个没完。情况愈严重，她的话也愈多……讲呀讲……是的……请您原谅……”
他在片刻之间闭上了眼睛，随后又睁开了。
“总之，我肯定会记得的。”
“好吧，既然这样，那就请您帮我整理一下她的文件吧。我不再用说话来折磨您了，您今天大概已经把所有这一切都告诉给侦查员了吧？”
“没有，我不和侦查员说这些。”
“那是为什么？”娜斯佳惊奇地问。
“是这样，他让我明天去一趟。您知道我和他是在太平间认尸体时见的面，他问我尤丽娅昨天什么时候到哪儿去过，我晚上是在哪儿过的。或许我的样子非常糟糕，因为他对我动了怜悯之心，说明天再来问我。”
娜斯佳暗自笑了。侦查员格梅里亚是个好人，可平常并不以同情受害者见长。他不过是个多子女的父亲，爱不够自己膝下那四个孩子，而总是把自己的家务看得比公务更重。他甚至及时从刑侦科调到侦查处，因为不愿冒险，不愿（呸呸，莫遭毒眼）让妻子成寡妇，要孩子做孤儿。的确，在如今这个快乐祥和的年代，侦查工作并不比侦探工作更少危险性，但格梅里亚不知怎么觉得这样心绪能更平静一些。也许正是为此，由于他急着看孩子、回家，急着参加家长会，于是，才只同死者丈夫潦草地聊了一会儿就完事儿，的确，他是有不对的地方。
在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帮助下，她在一小时里把死者的文件分了类，大致把它们分成“个人”、“家庭”、“记者”和“议员”几大类，分完就走了，丢下戈托夫齐茨独自悲伤。
“奇怪，”在人挤得满满的地铁车厢里颠簸时，她想，“我在他家里呆了这么长时间，而在此期间电话居然连一次也没响。没朋友和亲戚，也没病人打电话安慰，表示同情。总之，没一个人这样做。莫不是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掐断了电话，以免干扰？”
走到自己家门前时，娜斯佳忽然涌起一个胆怯的想法：如果列什卡不在家就好了。这一念头刚一出现，她就被吓了一跳。难道她两年前做出的结婚决定错了？难道说婚礼刚过了才两年，她就明白，她根本不需要什么丈大，甚至像阿列克赛这么出色的丈夫也不需要了？不，不，让这样的想法滚蛋吧。这样的念头无权闯入她的头脑。列什卡最好、最聪明、最宽容、最善良，是最关心人的丈夫。
她感到自己这是在强迫自己相信，然而，当她推开家门，看见屋里的灯光时，便感到万分失望。丈夫在家。还得和他交流。自己得说点什么，听听他回答什么问题……或许全部问题仅在于，一般来说她谁都不需要？列沙是好是坏又能有什么区别？无论他好还是坏，她反正不需要他。
“胡说，”娜斯佳及时制止自己道，“完全是胡说八道。我怎么能不需要列什卡呢？我这不过是累了，近几个月搞得筋疲力尽，以前从没这么累过，而在这个世界上，我最需要的是安静和独处，如此而已。可这是会过去的，一定会消失的，我只需更耐心一些，尽量别得罪任何人。更别说得罪列什卡了，总的说来他是个圣人，因为他已经忍耐了我和我的那些无名之火、乖戾脾气整整二十年了。我在中学时代还没什么，随着年龄增大性格也变坏了，而我的工作也于培养温柔性格毫无帮助。这一切列什卡都毫无怨言地承受了。为此就该为他树碑！”
她一边默不作声地做着这番内心独白，一边解鞋带，她突然意识到，丈夫并没有跟往常那样，到前厅里来接她。而且，整个屋里和厨房里都无声无息。此外，屋里不知怎么没有晚饭的气味。或许毕竟是她走运，阿列克赛留在了茹科夫斯基街他父母那儿了？可是，灯为什么还亮着呢？……
娜斯佳疾速穿上舒适松软的拖鞋，往厨房里瞥了一眼，又瞥了一眼屋里。天呐，一切原来再简单不过！列什卡正用一块厚厚的带方格的毛毯蒙着脑袋，躺在沙发上睡着了。“这也罢，”她松了口气，“还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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