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已经快溢出锅口了，这时，电话铃响了。又是一个没想到，来电话的竟是那位多罗甘。我还以为在那次令他感到羞耻的直播以后，他会像躲避瘟疫一般躲着我的。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我有一笔生意要跟您谈一谈，”他操着宏亮的男低音说道，“我打算根据著名女作家塔姬雅娜-托米林娜的作品拍一个系列电影。您认得她吗？”
“听说过。”我简短地答道。
“可您没读过？”
“没，没时间读。我不是这类书籍的爱好者。”
“书很好，我敢向您保证。这不，我打算把她的作品改编成系列电影，想建议您邀请她上您的节目。”
“为什么？”我装作一个十足的傻瓜问道。
“什么叫为什么？我需要做广告。我是个正常人，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情愿把托米林娜的被邀直播看成是一个广告。您明白我的话吗？”
我当然明白。这有什么不明白呢？昭然若揭呀，多罗甘付现金，而且，收钱的不是购买我们这套节目的频道主管部门，而是“素面朝天”的工作人员，钱将放进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我们喜欢的、还带着我们体温的口袋里去。可要知道我如今的处境又有何迷人之处呢？迷人之处就在于，我可以良心平静地分发任何许诺，拟订任何计划，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对我有任何威胁。我，或许连明天也活不到。从前我很难拒绝人们的请求，担心会损害我和人们的关系，总是想：如果我今天说“不”的话，明天我怎么有脸跟人说话呢？他会生我气的。而一旦如此这般的“明天”对我并不存在，那么，拒绝人可就轻松简单多了。但从另一方面说，拒绝别人的愿望不知怎么又无影无踪了。我可以许诺也可以答应，反正答应了也不一定非做不可，所以，对关系问题不必过分留意。我之所以没去柳巴尔斯基家，只是因为不想去。我还无耻地，以相当粗鲁的方式打发了另外几个熟人，从前我和他们的关系一直在依据惯性保持着，就是说，是出于对那个所谓“明天”的臭名昭著的恐惧感。这几个小伙子我就开始不喜欢他们了，他们只会令我恼火，不和他们交往只会令我高兴，可我却得忍耐。如今，谢天谢地，再不必忍耐了。
简言之，我同意了多罗甘的提议，托米林娜就托米林娜吧，有什么差别呢。分辨客户一直都是奥克桑娜和维佳的事，我的工作是在应有的层次上与这些人进行讨论。我可不善于找做节目的人，导演助理找来谁，我便把谁弄到直播节目中去，假如有人自己要上，那为什么不可以呢？多罗甘说过的，他正在研究与托米林娜有关的问题，过几天还会打电话给我。话说到这儿我们就放下了电话。
喝完咖啡，我看了一盘描写美国杀手尼基塔的录像，正想插入另一盘录像带，安安静静地看一会儿，维卡打来电话了。
“你不来找我一趟？”她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问道，“天已经晚了，我一个人回家害怕。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里的院子多么暗。”
这倒是真的，柳巴尔斯基住的楼房，坐落在一个很大的居民区里面。那里很黑暗、很可怕，总是在不断出事。而从那儿到地铁口，得步行大约20分钟。维卡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人，因此我断定，她准是想用这种笨拙的办法引诱我到柳巴尔斯基家去。好像我真的忙得要死，只是刚才才歇下来——立刻就赶到朋友那儿去过节。那太可笑了。
“那好，我去接你，但我不上去。过一小时你到门口等我。”
“好吧，”她居然十分听话地答应了，“过一小时我就下去。”
说实话我真的不愿出门，可无论我今天对维卡怎样，我毕竟是男人。假如一位女人请我在深夜开车送送她，我是不会拒绝的。我不慌不忙地换上外衣，下了楼，把车从铁盒式的车库里开出来，驶向柳巴尔斯基家。
我是在半路上偶然发现的他。确切地说，起初我发现的只是一辆车——部深绿色的“福特牌”，很整洁，不太大，是一辆很机动灵活的车，它好像粘在了我身上似的，根本不想超车，尽管我开得并不快。“嘿，你瞧，马上就要动手了。”我有点儿淡漠、甚至冷漠地想。可是，距我要去的居民区大约还有一公里时，“福特”车不见了。我于是断定，这次准是我弄错了，那车并未跟踪我，它只是跟我同过一段路而已，我甚至感到似乎有些遗憾：一切痛苦居然就这样轻飘飘地过去了——不然我又得总是心里七上八下的，每秒钟都在期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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