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斯佳悒郁地盯着杯里的咖啡渣。她一无所获。可要知道她从一开头就确信她能毫不费力说服塔姬雅娜。问题出在哪儿？问题是否在于她对自己老友的妻子还太缺乏了解，无法找到适当的理由，找不到能打开她个性之谜的那把钥匙？还是因为她寻找必要借口和钥匙的能力已彻底丧失了，因为她本能地竭力想要尽量少说话，把与他人交际的时间缩减到最少最少的缘故？难道这个冬季承受的压力对她的职业水准有了影响？可怕。可必须做些什么。连说服一位女作家上电视都办不到？而且，她要说服的这个人，不是一位陌生的不认识的作家，而是认识了已经整整四个月，而从斯塔索夫的讲述里，已经知道她一年半载了的人了呀。如果连这么简单的任务也完不成，那这个人注定会一事无成。
“好吧，”她忧郁地说，“我明白了，你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上电视的了。可我又该怎么回多罗甘话呢？”
“多罗甘是什么人？”好吃醋的斯塔索夫顿时警觉起来。
“一个制片人。想根据丹尼娅的小说拍电影，因此请她写剧本。”娜斯佳解释道。
“我已经都告诉他了，”塔姬雅娜有点生气地说，“我得写完那本书。书一天不写完，我一天不能写剧本。如果你的那位多罗甘还是不甘心的话，这事我们可以以后再谈。”
娜斯佳决心不再固执己见了。归根结底，她之所以需要多罗甘这个借口，不过是为了把塔姬雅娜作为女作家推到乌兰诺夫的节目中去而已。而如果丹尼娅拒绝的话，那娜斯佳也就没必要为电影制片人的利益而固执己见了。
为了礼貌，她又坐了大约20分钟，才起身告辞回家。
我和卢托夫大约是在一个月以前认识的，当时奥克桑娜-邦达连科正在做一个有关心理咨询中心的节目。近几年此类咨询中心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每个缝隙里冒了出来，涌现出一大批心地善良、自学成才的心理学家，想要帮助那些沦落入沉重生活处境中去，而又想要同自己那已冷却的过去一刀两断的人。老实说，那期节目的特邀嘉宾，就是这么一个中心的经理，而卢托夫是作为一种有效的道义支持，陪他一起来录像的。
在录像开始前，我和往常一样，用了大约40分钟，与客人和他的陪同聊天，奥克桑娜款待他们吃冰淇淋加咖啡，而我呢，则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与之“建立联系，联络感情”。到了该进演播室的那一刻我才突然明白，即我对那位嘉宾丝毫不感兴趣，倒是那个陪同——他中等个，头发已经全秃，鼻子微弯，眼睛是深陷的、灰色的——反倒把我给迷住了。在整个录像过程中，我所想的就只是一件事，那就是这男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在录像机前的演说刚一结束，我就请他俩再喝点咖啡。我记得奥克桑娜曾经吃惊地瞥了我一眼：以前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我们的客人（我甚至连他们的姓氏也没记住，可见我对他无所谓到了何种地步）在录完像后不知为何一言不发，显然，他以为自己已经为祖国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人们再不会对他有什么要求了，倒是那位卢托夫与之相反，和我活泼地谈了起来。在我眼里他是个心地很善良的人，但最重要的，是他拥有一种许多人称之为魔力似的东西。我根本无力抵御他的魅力，他冲我一笑，我也便如傻子一般不由自主咧开嘴唇还他一笑，感到自己无上幸福。不知为什么我没命地想要赢得他的赞扬，跟他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在课堂上回答自己崇拜的老师提问的小学生。
节目剪辑好后，奥克桑娜和往常一样，邀请咨询中心经理审片，这一来，我便焦急难耐起来，像个小男孩：是他一个人来，还是又是两人一起来。看见他俩是一块儿来时，我高兴得宛如一个在电报局旁边终于等到了自己恋人的年轻人一般。而这一次卢托夫更令我欢喜不已。实际上，我是把嘉宾无礼地推开让奥克桑娜和导演去管，让他们去看结果、修改样片去好了，对我来说已经不会再有别的要求了，喏，至于说再写那么一小段话的事，这不归我管，就让导演去管好了。我像乞丐纠缠路人一样缠住了卢托夫，尽量让自己显得聪明而有教养，我发现自己居然不时结巴起来，心惊胆战地观察他的眼神。
我觉得卢托夫似乎也对我有好感，因为他讲起了上次录像时没有讲过的与咨询中心有关的详情细节。对那些详情细节我并不怎么感兴趣，但他几次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即哪一个人有了我这样的资质，到他们那儿工作要比在前景暗淡的电视节目里工作，更有益也更有趣，他所说的“我的资质”，是指我善于与人平易近人地谈话，善于让人们以为实际上他们要比他们自己以为的那样聪明和有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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