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一切在我来说都已经清清楚楚的了。”我慢慢腾腾地说，边说边精心斟酌着合适的语句。我想问一问有关母亲的事，说明一下情况，与此同时，又不能透露有关维卡的事。“只是——您瞧，我的母亲是个心理有残疾的人。现在她一个人生活，可这越来越成问题了。我本想给她雇个家庭服务员，或让她住一所好的学生公寓，可如今这一切都变成这样……我不想细说了，这纯属我们自己的家庭问题，可我现在没钱，一分钱都没有。我已经到了无处可栖身，无钱可为生的地步了。假如我到您这儿来，加入您的中心，那我母亲可就孤苦伶仃了。我老婆才不会管她呢。”
“您离婚不就完了，”卢托夫提醒道，“我预先告诉过您，已婚者是不能成为我们的客户的。不然，他们的妻子就有权要求得到我们客户收入的一部分，这会引出一大堆麻烦事的。”
“是啊是啊，我明白。”我连忙说道。让他们的规定和麻烦都统统见鬼去吧，我才不稀罕呢，我之所以需要与维卡离婚，仅仅是为了保住我自己的一条小命。我当然会在最近就办好离婚手续的，我们没有孩子，财产也不必分割，所以一切并不复杂，会进行得很快的。但也正因为这样，我无法指望将来我的前妻会去照顾我的母亲，我想付钱请人来照顾她。
“您母亲住的房子怎么样？”卢托夫同情地问。
“跟您住的一样。两室，总面积46平方米，卧室23平方米。混合间一间14平方米，一间9平方米。”
“这问题好解决，”他安慰我道，“只要您来我们这儿，这问题好解决。我们为您提供住处。这样一来，您母亲的房子您作为个人已经不需要了，您可以以最佳方式来支配和使用它。比如说，您可以把房子卖了，用卖来的钱支付您母亲住私人诊所所需的费用。您还可以把房子卖给国家，把母亲安排到养老院。或者雇一个家庭服务员，把母亲的房子就注册在她名下。许多人都是这么做的，谁照顾您谁得益。您还可以把她的住宅换成公寓里的房间，领取很大一笔补差款，用这钱来雇服务员。我很了解您，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由于某些原因您不愿和妻子一起生活，跟母亲呢，您也不肯，可是，除了跟母亲外，您无处可去。如果您到我们这里生活，一切都会顺顺利利解决。还有什么问题吗？”
“再没有了，”我松了口气，“你们要求我采取什么步骤呢？”
“就只是离婚。离婚后您来找我们，跟我们的律师见面，办好您自己财产处置权的所有文件，然后搬进我们为您找的房子。刚开始您恐怕得和别人做伴，但您的同屋最多就两个，而且你们每个人都将有自己的房间。有关这一部分您还有什么愿望吗？”
“我还能有什么愿望呢？”我为自己还有能力开玩笑而吃了一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已经彻底失去了这种能力。“当然，我希望我的同屋能是漂亮的女人。即使不年轻，至少也得漂亮。如果连这也办不到，那最好是抽烟的男子，但不要喝酒的。”
讨论转入了实际问题方面，就好像所有最复杂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所有决定已经做出了，如今可以探讨细节问题了似的。实际上我也的确感到一阵不可思议的轻快感，就在昨天，我的所有问题还显得无法解决，今天便突然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我根本不必死于杀手的枪下，我可以活下来，而且我不是跟一位疯疯癫癫的老太婆，也不必参与公然或隐瞒的犯罪，只为了挣一口吃食。从物质方面看，我完全可以过得极体面，可以干自己能干、也有兴趣干的事。除此之外，维卡也无需蹲监狱。我能幻想比这更好的结局吗？
与娜斯佳-卡敏斯卡娅不同，侦查员塔姬雅娜-奥布拉兹佐娃喜欢调查经济犯罪，而且，她干得相当不错。她不喜欢办凶杀案，但在休产假之前，她得把自己的事“清理一下”。局长对她说：
“塔姬雅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努力在剩下的一段时间里把您实际上能完成的事都做完了吧。其他的，我们会交给其他侦查员的。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调查期限还不太紧的案子上，把不容再拖的案子先搞出来吧。”
回到她与其他两位侦查员共用的办公室后，塔姬雅娜取出文件夹，从中取出刑事案件名录，用铅笔标记出期限已过，或是眼看就要过期的来。在她经管的项目里属于这一类的刑事案件共有18件，并且其复杂程度各有不同：8件住宅盗窃案，3件抢劫案，4件以不可思议的巧妙方式实施的诈骗案，1件强xx案，2件凶杀案。在这18件案子里，应当首先办的有3件。对一家储蓄银行的抢劫案，由塔姬雅娜分管已经不知道有几个月了，确切地说，塔姬雅娜是在1月份接手的这个案子，当时她刚从彼得堡调到莫斯科的一家区内务部门工作。而在此之前，储蓄银行抢劫案是由另一位侦查员负责的。破案期限已经延长两次了，但调查却无任何进展，塔姬雅娜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能在最近几个月里了结此案。当她翻到一件简单到了可笑地步的案子时，她叹了口气，把卷宗堆到一边，心里明白，她得把这些材料交给第三位侦查员了，而且，还得听候局长的训斥。得，反正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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