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八岁了……父母带我去电影院，我和他们一起看着银幕上的罪犯从监狱里逃出来，舍命救了一个人。妈妈悄悄地擦着眼泪，可我却不懂，她为什么那么伤心。
“妈妈，你怎么了，可怜他？”我们从电影院走出来，已是傍晚时分，但春风暖洋洋的，飘着花香。
“当然啦，亲爱的。”妈妈点点头。
“可他是个罪犯，”我气得嚷起来，“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呀。干吗要可怜他？”
“孩子，”爸爸又是那个腔调，“凡事都没那么简单，没有绝对坏的人，也没有绝对好的人。不错，他是罪犯，可是他救活了那个小姑娘，这说明他还算是个好人。事情不会总是一成不变……”
可是这种说法，也不能令我满意。我想要有一种固定不变的尺度，以免在大人的世界里迷失方向。我想搞清楚，什么样的人是好人，什么样的人是坏人。
我想搞清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干什么会得到奖赏，干什么会受到惩罚。我在寻找答案，一点一滴地收集着，向父母问过成千上万个为什么，但是他们一点也不明白我需要什么，总是那么含糊其辞、不清不楚地给我解释说：“凡事都没那么简单，情况不同……”
日积月累，我终于开始对世界有了独立的见解，这不是父母教我的。我看书、看电影，什么都看：百万富翁与罪犯，侦查员与间谍，“红军”与“白军”，于是我把世界分成了这两种颜色。中间色调使我不安，模棱两可的话语让我感到害怕。我最讨厌这些了。
11岁时，我被汽车撞了，因脑震荡住进了医院。生来头一回，晚上睡觉前妈妈没吻我，早晨没喝上家里的果汁。我可是一直以为，过去怎么样，将来还会怎么样的。我总是缠着大夫问：“什么时候放我回家？”要做的治疗我都能忍受，我只想得到确切的回答：什么时候回家。
“好孩子，”一位戴着眼镜的大胡子大夫对我说，“这取决子很多情况……”
接下去又是一些含含糊糊的话，和从父母口中听到的那些一模一样。我开始精神错乱，歇斯底里，要求放我回家。大夫们经不住我的纠缠，终于让我出了院，但仍要我严格卧床静养，要母亲向他们保证，一定精心照料我。
我高兴极啦，终于又回到了家，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躺在自己的床上，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看自己喜欢看的书。我盼着尽快恢复健康，决心按大夫的吩咐去做：躺在屋里，放下窗帘，尽量少下床活动，不看书，不看电视，一天吃六次药。十一岁的我当然不可能整天躺在那里靠想入非非度日。父母一上班，我就拽开窗帘，看起书来。到了下午，班上同学来了，我一跃而起，可没过多久就是一阵头晕，想吐。妈妈下班回来，关切地询问我的感觉，我骗她说挺好，我不敢说出真相，因为我不想再去住院。
一天，我的谎言终于露了馅，妈妈在上班时间突然回来了，正碰上我俯身冲着马桶痛苦万分地呕吐。妈妈要叫急救车，我却大哭起来，求她别叫，直到失去了知觉。妈妈心疼我，只好请了假，在家里照料我，并监督我按要求做。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病果然好了起来。
又过了很长时间，我只有春秋两季才犯脑震荡。一到11月和4月，我就觉得难受，头痛得很厉害，情绪坏透了，动不动就发脾气，毫无来由地发火。但这种情况一会儿就会过去。
防暴处的工作人员尼古拉-谢卢亚诺夫最讨厌女人，并因此而讨厌由女人作不在现场证明，特别是当作证的女人是犯罪涉嫌人的妻子或女友时。他把所有的女人都看成是爱撒谎的背叛者。妻子抛弃了他，夺走了两个孩子，跟新结婚的丈夫跑到沃罗涅日市去了。打那以后，他就再也听不进那些劝他改变这一看法的话了。离异使他痛苦了很久，见不到孩子更是雪上加霜。他记恨妻子给他造成的苦楚，于是便将满腹怨恨发泄到工作中遇到的女人身上。
因此，当马拉特-拉特舍夫推说奥莉加-叶梅利扬采娃可以为他作证时，谢卢亚诺夫丝毫不相信，他断定，年轻实业家的女友一定会按他的意愿为随便什么事作证的，更何况拉特舍夫是个非常可疑的人物。
对不在现场证明信不过时，他有一套核查和揭穿的方法。但他的这种做法并不总能得到处长戈尔杰耶夫上校的赞同，而谢卢亚诺夫对领导经常不断的责难置若罔闻。他是只看重结果的那种人，对过程中受到的种种非议，并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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