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谢卢亚诺夫十分满意。
他们买了些调味汁、调料、蔬菜，每样一两份儿，装了满满几网兜，快步朝尼古拉家走去。这些调味汁、佐料、蔬菜的名称，谢卢亚诺夫从未听说过，更不知道该怎么使用，跟什么东西一块儿做了吃。
“你那包里是什么东西这么香？”个头儿不高的谢卢亚诺夫问道。他小心翼翼地仰起头，望着高大的科罗特科夫，咽着饥饿的口水。
“不告诉你，”尤拉一本正经地回答道。对尤拉来说，最大的快乐是让尼古拉因猜不出而难受。他从来不事先说，打算用什么东西做什么。但是每次都做得好吃极了。
“科罗特科夫，你这个坏蛋。”尼古拉生气了，“你知道，我什么都能忍受，就是好奇心得不到满足这一点我忍受不了。快告诉我，是什么这么香？说呀！醋渍蒜头？”
“不是。”
“熊葱？”
“也不是。尼古拉，别问了。”科罗特科夫哈哈大笑。“过一个钟头你就知道了。”
“真见鬼！”尼古拉被激怒了，“一个钟头后我会因饥饿、好奇而死的。”
“你要是表现得好，我就放你进厨房看看烹调大师是怎么工作的。”科罗特科夫答应说。
他们进了厨房。尤拉扎上一条围裙，动手洗菜切菜，谢卢亚诺夫则在面前摆满一张张记着笔记的纸片。
“简单地说，拉特舍夫供认，凶案发生时他在昆采沃婚姻登记处。”他向尤拉简要地讲述了他和马拉特及其女友叶梅利扬采娃的长时间谈话。
“那么是谁看见他的汽车了？”科罗特科夫一面切着圆葱丝一面用手背擦着眼泪问道。
“老实说，谁也没看见。那是我虚张声势诈出来的。”尼古拉坦白说。
“怎么，毫无顾忌地诈他？”
“不，不完全是。有一辆绿色汽车，这是真的。有个人看见了。当然，牌号是我发挥了想象力。”
“发现汽车的是什么人？”
“是个小伙子，在邻近建筑工地的起重机上干活。他坐在高处，看得远。我头一件事便是跑去找那些建筑工，幸好他们星期六也工作。起重机司机说，婚姻登记处所在的那个广场从他工作的地方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老是朝那儿张望，因为他自己很快也要结婚了。他回忆起，那辆绿色小汽车驶离婚姻登记处，高速驶过广场大约是在1点刚过。”
“算你运气好。”科罗特科夫点头赞许说，“那么，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跟你商量商量。”尼古拉微微一笑，“拉特舍夫除了到过婚姻登记处之外，我还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指控他。我跟侦查员谈过，他断然拒绝搜查拉特舍夫的住宅寻找手枪。”
“他是对的。已经过了一个星期，要是手枪至今还藏在他那儿，那么它一定还会在那儿，什么时候搜查也不晚。要是他已经把枪扔掉了，那么搜查就更没有意义了。现在只好使用一些小的花招儿了，采取根本性措施已为时过晚。说到底，想破坏巴尔托什和图尔宾婚礼的人太多了，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进行凶杀。只不过在那儿发现了马拉特，其他人幸运，没人认出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去过那儿。也许是那个戈诺瓦诺娃，要么就是图尔宾娜老太太，还有可能是巴尔托什太太本人。她杀了人，把婚姻登记处的工作搞得乱作一团，把手枪塞给一个什么人，比方说塞给卡佳。卡佳那时候正在不远的地方，不想被新娘看见。马拉特在婚姻登记处旁等着卡佳，她很快乘马拉特的汽车走了。再没有什么别的了。所以，要么搜查所有人的住宅，要么不露声色，暗地里行动。”
“对，对，一点儿不错，”谢卢亚诺夫接过话茬，“他正是这么说的。顺便说一句，我没发现拉特舍夫和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有任何联系。所以，如果你我把他作为主要嫌疑人，那么首先应该调查这件事。你那儿有什么新发现？”
“我在调查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科罗特科夫忧郁地叹了口气，“真是个令人不解的人。听听我都打听到了些什么吧。她生于1925年，一个著名建筑师的家里。家庭生活富裕，她是在父母的爱抚中长大的。后考入医学院，当了一名耳鼻喉科医生。未婚。她父亲死于1956年，母亲死于1963年。只剩下她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一套摆满书籍、绘画和古董的宽大豪华住宅里。1968年她生了一个儿子叫瓦列里，可谁也不知道是跟什么人生的。她有两个十分要好的女友，她们可能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可是两个人都死了，一个死于去年，另一个四年前就死去了。她以前的邻居、同事自然都不知道，她自己不说，他们也不便于问。就这样直到1985年，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便一直住在她那幢古旧而珍贵的住宅里，把瓦列里抚养大。后来她却突然像疯了似的，开始从一所住宅搬到另一所住宅，而且每搬一个住宅总比原先的那个要小些、要差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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