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什么主意？”里沃夫局的局长问他，“你有方案了？”
“我应该考虑考虑。”
“只是别太久，”同他一起从莫斯科来的费季索夫中校警告他说，“时间勉强够用。你亲口说过，有一个姑娘在他们的手里。但愿她不会有三长两短。”
“不至于。如果沃洛霍夫说的是真的，他们需要姑娘是为了研究，还为了某种目的。我现在仍然不明白，还为了什么，但是这个‘某种’又实实在在确有其事。他们不会平白无故地派人到莫斯科，先是为了病历卡，后来又为了一套书。他们需要娜塔莎活着，至少暂时需要。如果已经把她除掉的话，就不会为了一部稀有书而兴师动众费这么大的周折了。”
“也许你说得对，”当地的局长沉思着说，“反正最好还是快一点。”
剩下的半天，塔什科夫在市里转悠。他不时在街心花园的阅报橱窗前停下来，想看看报纸。亚历山大不通乌克兰语，但是多多少少还是能懂一点。透过半懂不懂的字里行间，吃力地连猜测带琢磨，他发觉弄懂大概意思是完全可以的。于是开始更加用心地研究起当地的报纸来。终于，他找到了他想要找的东西：一篇有关慈善基金会的文章《CACTлиBEдиTиHcTBO》，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幸福的童年》。在这篇文章里有基金会的地址和它的结算账号。
基金会位于伊万-弗朗哥街一幢舒适的小别墅里。塔什科夫做好了苦口婆心持久耐心地说服基金会董事长的准备，但是，令他惊讶的是，事情轻而易举速战速决地办成了。在基金会里他没有碰到一个男性，简直是进入了女儿国，她们一般不具备特有的“坚持不松口”的保护心理。她们全都说乌克兰语，但塔什科夫听得懂她们的意思。
基金会董事长也是一位女性，她的脸让塔什科夫觉得似曾相识。他分明清楚地记得，以前见过这两条描在略微上吊的猫眼上面的眉毛，这梳得平整光洁的头发，涂得很好看的丰满的嘴唇。莫非碰见熟人了？这样可就喜出望外顺风顺水了。
“我觉得好像同您在哪里见过面，”他尽可能笑着套近乎说，“您不记得我了？”
“您弄错了。”基金会董事长严肃地回答。
“但是您让我觉得面熟。”
“一点也不奇怪，”她淡淡地笑着说，“不过我很高兴人们仍然还能认出我，虽然我已经很长时间不拍戏了。”
不拍戏了。真要命，原来她就是让娜-多罗申科，一位著名演员，曾在一部历史题材的电视系列片中大放异彩。
“没想到在这里看见您，”塔什科夫承认，“如果有人告诉我，说让娜-多罗申科在从事慈善活动，我会马上想到您创立了基金会赞助演员、剧院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
“可是我赞助的不是演员也不是剧院，而是些无依无靠的孩子。您不应该对此大惊小怪。许多人从电视上知道我是一个演员，然而要知道我一辈子都是在儿童剧院工作，就在这里，在里沃夫。我们经常为孤儿、为保育院和寄宿学校的孩子、为残疾儿童义务演出。所以对于这些不幸儿童的孤苦，”她凄苦地笑了一下，“我非常熟悉。然而这类义演变得越来越少，邀请我们去医院或者保育院演出的也越来越少。我扪心自问：难道在我们的社会上，无依无靠的孩子在减少吗？难道没有需要我们的艺术却又买不起戏票的孩子了？答案您自己可以想见。实际上，这种孩子依旧很多，只不过突然没有人关心他们罢了。国家拿不出钱来管他们，这就是根源。不过这也是多愁善感。请问，您有何见教？”
“我想找您谈一谈喀尔巴阡山区科索夫附近的那所保育院。”
“我知道，”多罗申科点点头，“有这么一所保育院，确切地说是有过。孩子们都分别安置到别的地方去了。要知道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当地的村民、教员、医生、炊事员、清洁工以及其他勤杂人员等等。我不知道他们现在都靠什么生活，那里没有任何生产，没有地方挣钱。他们出售自己园子里的水果，还进行走私，好在紧靠边界，关于保育院您想说什么？”
“我完全赞同您的担忧，”塔什科夫十分认真地说，“我想做点事情让保育院恢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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