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希莫对集体生活一直表现出如此这般的爱好，这如何同他对文明社会永远离弃的行为相协调呢？对此我从来弄不清楚，这只能是他的性格中不算小的怪癖之一。可以说他越是坚决地躲进他的树枝里，越是感觉到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的必要。但是，每当他将心力和体力全部投入组织一个新的团体时，他认真地制定章程、细则、为各项职务择挑合适人选，他的同伴们都从来不知道对他可以信任到什么程度，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可以遇见他。而且当他突然恢复他那飞鸟的本性时，别人是抓不住他的。也许如果要把这些矛盾的态度完全统一起来的话，必须想到他自然是一个同他那个时代盛行的一切种类的人的集合群体格格不入的人，因此他逃避它们，顽强地竭力实验组织新集体。他觉得它们之中没有一个是合理并具有足够的新特点的。因此他免不了时常表现出绝对的野性。
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的理想。每次当他着手把人们联合起来，或者为了某些具体的目的如救火护林、打狼自卫，或者成立行会时，诸如锋利磨刀，光明制革之类的，他总是黑夜里把人们集合到森林中，围坐在一棵树下，他就在那棵树上演讲，总是产生出一种密谋的、宗派的、异端的气氛，在这种氛围中他的话题很容易从具体讲到一般，从关于从事一种手工技艺的简单规章制度浑然不觉地谈起建立一个公正、自由、平等的世界共和国的蓝图。
因此在共济会中柯希莫只是重复地做了他在他从前参加过的其它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社团中做过的事情。当一个叫做洛德·利维伯克的人，被从伦敦总部派来视察欧洲大陆上的共济会支部并来到翁布罗萨时，支部的首领当时是我哥哥。他对柯希莫的非正统行为是那么的愤慨，以至于写信上告伦敦，说翁布罗萨的支部一定是一种苏格兰式的新共济会组织，被斯图亚特收买，从事反对汉诺威人王朝的宣传，进行雅各宾党的颠覆活动。
从那以后才发生了我讲到的两个西班牙人向巴托洛梅奥·卡瓦尼亚自称共济会员的事情。他们被邀请参加支部的一次会议后，竟然觉得一切都很正常，还说什么完全与马德里的总会一样，于是这番话起了柯希莫的怀疑，因为他很清楚在那种礼仪中哪些是他自己发的。因此他开始跟踪这些间谍，揭露他们的真面貌，击败了他过去的敌人唐·苏尔皮奇奥。
总而言之，我的想法是礼拜仪式上的这些变化可能是出于他个人的需要，因为他可能替所有的行业根据显而易见的道理找到象征物。只有泥瓦匠例外，因为他从来既不需要建造也不需要居住用砖瓦砌的房子。
翁布罗萨也是葡萄出产地。我没有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追随着柯希莫的行踪，我只能沿着高杆的树木走，但是这里拥有广阔的坡地葡萄园。一到8月份，在一行行的叶子下面一串串涨得紫红的葡萄里浓汁已经是酒的颜色了。有些葡萄是搭在架子上的。我要强调指出这一点也是因为柯希莫，他衰老之后身体变得小而轻，他很好地掌握了轻身行走的技巧，找到一些可以经受得住他的上架的葡萄藤。因此他可以从葡萄园上走过，借助周围的果树，踩在架子的木桩上他可以走动，可以干许多活计，如冬天修剪，那时光秃秃的葡萄藤歪歪扭扭地搭在铁丝上。或者夏天打掉过多的叶子，或者捉虫子，最后是9月份摘葡萄。
摘葡萄的时节，翁布罗萨所有的人，都整天待在葡萄园里，只见鲜艳的衣裙和带缨络的帽子在行行绿叶丛中晃动。赶骡子的人把装满的篓子放上驮鞍，又把它们往酿酒桶内倒空。其余的篓篓葡萄被各种收税人拿走。他们带着一队队警察来监督人们向当地的贵族、热那亚的共和国政府、教会缴纳贡税和其它的什一税。每年都要发生一些争吵。
各方面对于收获的分成问题是引起在《控诉书》上提出抗议的主要原因，那时在法国发生了革命。在翁布罗萨也开始写各种的控诉书，虽然在这里毫无用处。也许是一次尝试。这是柯希莫的许多主意之一，他认为那时候没有必要去参加共济会支部的会议，同那么几个没见识的酒囊饭袋讨论问题了。他站在广场中的树上，港湾和乡村的全体居民都汇拢到他身边来，让他讲解政治新闻，因为他从邮局收到刊物，另外他还有一些与他通信的朋友，其中有后来当上巴黎市长的天文学家巴依，以及其他一些革命俱乐部成员，每时每刻都有新消息：奈克啦，网球场宣誓啦，巴士底狱啦，拉法耶特骑白马啦，路易十六化装成侍从啦。柯希莫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连说带比划地解释这所有的事件，他在树上表演米拉菩在讲坛上的演说，在另一棵树上表演马拉同雅各宾党人的对话，在又一棵树上表演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接见从巴黎步行而来的妇女们，皇帝戴上红帽子表示亲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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