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不出他所料，卡弗莱太太家的宴会规模很小。在冷冷清清的长客厅里，除了女主人和她妹妹，他们只见到一位技围巾的夫人和她的丈夫——和蔼的教区牧师，一个被卡弗莱夫人称为侄子的沉默寡言的少年和一位两眼有神、皮肤黝黑的小个子绅士，当卡弗莱太太介绍说是她侄子的家庭教师时，他报了个法国名字。
走进朦胧灯光下面容模糊的人群，梅-阿切尔像一只游弋的天鹅，身上洒满落日的余辉；在她丈夫的眼里，她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高大、美丽，衣服的——声也格外响。阿切尔意识到，这红润的面颊和——的响声正是她极度幼稚羞怯的标志。
“他们究竟想要我说什么呢？”她那双无助的眼睛向他乞求地说。此时此刻，她那引起惶惑的幽灵也唤起在座的人内心同样的不安。然而，即使在对自己失去信心的时候，美貌仍能唤醒男人心中的信任，牧师和那位法国名字的教师很快就明白表示，他们希望梅不必拘束。
然而，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宴会仍是索然无味。阿切尔注意到，他妻子为了显示在外国人面前的轻松自如，所谈的话题反而变得越来越生硬狭隘，以致尽管她的风韵令人艳羡，她的谈吐却令人扫兴。牧师不久便放弃了努力，但那位家庭教师却操着最完美流畅的英语继续殷勤地对她滔滔不绝，直到女士们上楼去了客厅，才使所有的人明显得到了解脱。
喝了一杯红葡萄酒后，牧师不得不匆匆去赴一个约会；那个貌似有病的害羞的侄子也被打发去睡了，而阿切尔和家庭教师仍坐着对饮。猛然间，阿切尔发现自己从最后一次与内德-温塞特交流之后还从没这般畅谈过。原来，卡弗莱太太的侄子因受到肺痨的威胁，不得不离开哈罗公学去了瑞士，在气候温和的雷曼湖畔呆了两年。因为他是个小书呆子，所以委托给里维埃先生照料，后者把他带回英国，并将一直陪伴他到来年春天进入牛津大学；里维埃先生坦率地补充说，到那时他只好另谋高就了。
阿切尔想，像他这样兴趣广泛、博学多艺的人，不可能找不到工作。他大约30岁，一张瘦削难看的脸（梅一定会称他相貌平平）把他的想法一览无余地展示出来，但他活泼的天性中却没有轻浮。卑贱的成分。
他早逝的父亲原是个职位低下的外交官，本打算要他子承父业，但对文学的痴迷却使这位年轻人投身于新闻界，继而又献身创作（显然没有成功），最后——经历了他对听者省略掉的其他尝试与变故——他当上了在瑞士教英国少年的家庭教师。但在此之前，他多年住在巴黎，经常出没于龚古尔的阁楼，莫泊桑曾建议他不要再尝试写作（阿切尔觉得这也异常荣耀了），他还多次在他母亲家与梅里美交谈。他显然一直极端贫困，忧患重重（因为要供养母亲和未嫁的妹妹），而且他的文学抱负显然也已成泡影。老实说，他的处境看来并不比内德-温塞特更光明；然而正如他说的，在他生活的世界里，没有哪个爱思想的人精神上会感到饥饿。可怜的温塞特正是为了这种爱好快要饿死了，阿切尔也如临其境地怀着羡慕之心看着这个热情洋溢的穷青年，他在贫困中活得是那样富足。
“您知道，先生，为了保持心智的自由，不使自己的鉴赏力和批判个性受压抑，是可以不惜代价的，对吗？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才离开了新闻界，干起了更枯燥的差事：家庭教师和私人秘书。这种工作当然非常单调辛苦，但却可以保持精神上的自由——在法语里我们叫做‘自重’。当你听到高雅的谈论时，你可以参加进去，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必折衷；或者只是倾听，在心里默默抗辩。啊——高雅的言论——那真是无与伦比啊，对吗？精神食粮才是我们的惟一需要。所以我从不为放弃外交和新闻而后悔——那只是放弃自我的两种不同形式罢了。”当阿切尔点燃又一支烟时，里维埃目光炯炯地盯着他说：“您瞧，先生，为了能够正视生活，即使住在阁楼也值得，对吗？可话又说回来，毕竟你要挣钱付阁楼的房租；我承认干一辈子私人教师——或者别的‘私人’什么——几乎跟在布加勒斯特做二等秘书一样令人寒心。有时候，我觉得必须去冒险：去冒大险。比如，在美国，你看有没有适合我的机会呢——在纽约？”
阿切尔用惊讶的目光望着他。纽约，一个经常与龚古尔兄弟和福楼拜见面、并认为只有精神生活才是真正生活的年轻人要去纽约！他继续困惑地盯着里维埃先生，不知该如何告诉他，他的这些优势与擅长肯定会成为他成功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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