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应该把我自己的想象力观念放在斯塔罗宾斯基所勾勒出的两种倾向中的哪一种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回顾一下我自己作为作家的经验，特别是涉及到“想象”叙事写作的部分。我开始写作幻想的故事的时候，是没有考虑理论的问题的；我只懂得我全部的故事的源头是一种视觉的形象。有一个形象是一个人被分割为两半，每一半都还继续独立地活着。另外一个形象是一个男孩爬到树上，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不下地面。还有一个是一套空的甲胄，它行走、说话，好像里面有人似的。
因此，在构思一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出自某种原因，我觉得某一形象具有某种意义，即使连我自己也不能够从推论上或概念上规定出这种意义来。一旦这个形象在我的头脑里变得鲜明清晰，我就着手把它发展成为一个故事；或者，更确切些，是形象本身发挥了它内在的潜能，托出了它本身原本就包容着的故事。围绕着每一个形象，其他形象也逐渐出现，从而形成一个由类比、对称和对抗组成的场地。这种素材已不再是纯视觉的，而且也是观念上的了；在素材的组织中，现在又增添了我有意给予故事发展的某种秩序和含义；换言之，我致力于确定哪些含义可能符合我为故事所做的总体设计，哪些不符合，但总要为可能的选择留出一定的余地。与此同时，写作本身和文字的成品，其重要性不断增长。我想说，从我开始动笔之时起，极为重要的就是文字；文字首先是一种对视觉形象对等物的寻求，其次则是对于原定风格倾向的连贯推进。最后，书面的文字渐渐地统领了场地。从此以后，写作就要把故事引向最恰如其分的语言表达；而视觉想象则只能紧随其后，别无其他选择了。
在《宇宙的滑稽》（Cosmocomics，1965）中，程序稍有不同，因为出发点是摘自科学语言的一个命题；视觉形象的独立的戏剧必须从这一概念性命题成长发育。我的目的是要表明，使用神话特有的形象来进行写作可以依据任何土壤，甚至离视觉形象最为遥远的语言，如当今的科学语言。甚至在阅读最严谨的科学技术著作或者最抽象的哲学著作之时，我们也能够偶然遇到突如其来地刺激起视觉想象的只言片语。因此，我们处于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中：形象由一篇先在的书面文字（一页或者如我在阅读时偶然遇到的一句话）确定，由此而可能开始一个想象的过程；这种过程或者可能遵循那书面文字的精神，或者可能开辟出它自己的方向。
我写的第一篇宇宙滑稽故事，《月亮的距离》，很可能是最“超现实主义的”；我指的是，从重力物理学中得到的启发打开了通往一个梦境般的想象世界。在其他的宇宙滑稽故事中，情节受到更加符合科学出发点的观念的引导，但是总是披着想象和情感的装扮，有一个或两个声音代言。总之，我的程序目标在于把形象的自发性产生的情况和推断性思维的目的性结合起来。即使故事开篇由视觉想象力主导，让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发挥作用，或早或迟它也会发现自己陷入理性和文字表达也要强行施用其逻辑的大网之中。不过，视觉的解决办法依然是决定性的因素，有时候出人意表地决定着场景；这是思维的猜想和语言的手段可能无法企及的。
关于《宇宙的滑稽》中的神人同形论，我有一点说明：虽然科学因为致力于逃脱神人同形论知识而令我感兴趣，但是我依然深信不疑的是，我们的想象力只能是神人同形论性质的。我对于从来没有人类生存过的宇宙作出神人同形论的处理，原因也就在此；我还想补充一句，看来，人类也极不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宇宙中生存。
现在我应该来回答我向自己提出有关斯塔罗宾斯基两种思维方式的问题了。这两种方式是：想象力是一种知识工具呢，还是对世人灵魂的认同。我选择哪一种呢？从上文中我说的话来看，我应该是第一种倾向的坚定拥护者，因为对我来说，一篇故事乃是形象自发性逻辑和以理性目的为基础来完成的一项计划的结合。然而，与此同时，我又一直在想象力中寻求获取超出个体、超出主体的某种知识的办法。因此，就我而言，正确的作法是直言申明：我更加靠近第二种见解，即：与世人灵魂认同。
还有另外一个定义，我觉得十分贴切，这就是：想象力是一个贮藏室，储存着一切潜在的、假设中的事物，它们虽然并不存在、从未存在也许也将不存在，但是可能存在过。在斯塔罗宾斯基对这一题目的讨论中，在他提及乔达诺·布鲁诺的时候，令人想到这一点。据布鲁诺认为，想象精神是“形式与形象的永远填不满的世界或鸿沟”。既然如此，那么，我就相信，对于任何形式的知识而言，依凭这道鸿沟中潜在的多样内容是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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