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特罗伊·费伦！”有个律师俯身看着尸体说。
“别胡说八道。”保安说。
“哇！”那个雇员喊了起来：
更多的人从大厦里跑出来。接着来到现场的是贾妮、基娜、科迪和他们的精神病医生弗劳尔以及律师，但没有尖叫声，也没有歇斯底里的发作。他们挤在一起，同蒂娜和她的那群人保持着距离，呆呆地看着可怜的特罗伊。
随着对讲机的嘎嘎声，又一个保安来到了现场。他控制住了现场，并叫了一辆救护车。
“叫救护车有什么用？”小雇员说。因为是第一个来到现场的，他觉得自己对事故后果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你想用你的车把他搬走？”保安说。
兰博看着鲜血渐渐渗进砂浆的缝隙里，均匀地分开，顺着斜面向附近一个结冰的喷水池和旗杆流去。
一部挤得满满的电梯停在大厅，从里面走出莉莲和她的一家，还有一帮随从：上了和雷克斯都曾经在大厦里有过自己的办公室，因此就把车停在西面的停车场。这群人正向左边的一个出口走去，这时，靠近大门的一个人喊了起来：“费伦先生跳楼了！”他们顿时改变了方向，来到靠近喷水池的砖砌露台：他们在那儿看到了他。
他们不需要指望肿瘤了。
乔希·斯塔福德过了整整一分钟才从惊愕中回过神来，他的脑子又按照律师的思路运转起来。他在平台上一直等到最后一个家庭出现在现场，这才叫斯尼德和德班回到房间里。
摄像机仍开着。斯尼德面对镜头，举起右手，做了不说假话的宣誓，然后强忍住泪水，叙述了他亲眼看见的一切。斯塔福德打开信封，把那张黄颜色的纸举到离镜头很近的地方。
“是的，我看见他鉴了这份遗嘱(9)，”斯尼德说，“就在几秒钟之前。”
“是他的笔迹吗？”斯塔福德问。
“是的，是他的笔迹。”
“他申明了这是他最后的遗嘱(9)吗？”
“他说了。”
斯尼德还来不及看一眼上面的内容，斯塔福德就把遗嘱(9)收了回去。他和德班重复了同样的证词，然后面对摄像机也做了叙述。摄像机关了，他们几个乘电梯去一楼，向费伦先生诀别。电梯里挤满了费伦的雇员，他们既惊愕又急切地想最后见一面平时难以见到的老人。大厦很快走空了。斯尼德在一个角落里饮泣，人群被保安拦到了外围。特罗伊孤零零地躺在血污中。警车呼啸而至，有人给特罗伊的惨状拍了照，然后用一块黑布盖住了尸体
再看那几个家庭，刚才受到的惊吓很快就被些微的哀伤覆盖了。他们低头伫立一旁，沮丧地注视着那块黑布，心里在盘算如何应付接下来的事情。看见特罗伊就不能不想到金钱。对一个感情上很疏远的亲属——哪怕是父亲——的哀伤丝毫不会影响他们对5亿美元的渴望。
就雇员们而言，他们起初的震惊渐渐变成了困惑。他们都听说特罗伊就住在他们的头顶上，但很少有人见过他。他怪诞、狂痴，而且有病——有各种各样的谣言传进他们的耳朵。他不喜欢跟人接触。这幢大厦里的几个副总裁一年也只见他一次。既然公司在他不过问的情况下也经营得如此成功，那么他们今后的生计应该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对精神病医生扎代尔、弗劳尔和泰森来说，他们在这段时间可不好过。你们刚才还宣布他神智很健全，可几分钟后他就跳了楼。
然而，即使是疯子也会有清醒期——他们在人群中哆嗦着，不停地念叨着这个法学术语。就一个精神病人而言，只要他有片刻的清醒期，他的签字就依然能使遗嘱(9)生效。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谢天谢地，一切都有录像为证。老特罗伊刚才的反应非常敏锐。他的神智完全正常。
对律师们来说，惊吓很快消除了，而且也没有哀伤。他们毫无表情地站在委托人的身边，注视着眼前惨兮兮的局面。这笔酬金不是个小数。
救护车开上来，停在特罗伊的身边。斯塔福德跨过路障，对保安耳语了几句。
特罗伊很快就被抬上担架运走了。
22年前，为了逃避纽约地方税，特罗伊·费伦把他的公司总部迁到北弗吉尼亚。他花了4000万美元建造了这幢大厦以及周围的设施，另外，居住在弗吉尼亚给他节约了许多倍的资金。他是在一场难缠的诉讼案中遇到乔希·斯塔福德的，当时，斯塔福德是联邦地方法院一个崭露头角的律师。那一回，特罗伊是输家，斯塔福德是赢家。特罗伊十分欣赏对方的办事风格和锲而不舍的韧劲，于是就雇用了他。在过去的10年中，斯塔福德靠为特罗伊工作而挣的钱使自己的事务所扩大了一倍，而且还成了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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