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听完后瞠目结舌，当初那股找到了证人的兴奋劲儿一下子烟消云散。但同时对列车员北原之死却又产生了疑窦。
“这么说是因故死亡？”
“是的。他爱喝酒，喝醉了走在河堤上干出这种危险的事来。”
“会不会是被人害的？”
“无稽之谈！”加藤掼然地看着青木，这种敏感可能是由于同事惨遭不幸的缘故吧。
“对不起。”青木低头认错。做为一名记者，他不能对列车员北原之死只说个“是嘛”而不管。于是，他会不会是被人杀害的疑间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怎么也抑制不住，也许是自己卷进了杀人案的缘故，“您能告诉我北原先生的住址吗？”
“为什么？是为了做你们周刊的材料？”
“哪能呢！”
“现在我们国铁职员被人看做是眼中钉，说只搞罢工、服务态度不好啦，领导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啦，在许多地方成了批判的目标。这次你们肯定也要写。列车员喝醉酒掉进河里是精神不振的证据，或者是难道能把旅客的性命委托给这样的列车员吗……”
“我不干这种事。我多蒙北原先生照顾，只是想如有可能给他烧支香。实际上在‘富士’号里发生点问题，得到过北原先生的帮助。”青木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加藤，“这一点北原先生没写在日志上吗？”
“没有。在下行‘富士’号乘务日志上什么也没写。您说的问题也许是不需要记下来的。”
说不定确实如此。当时青木大吵大闹，但别的旅客和列车员只表现出目瞪口呆的表情。再者，当他发觉车次不对要去告诉列车员时又被人殴打致昏。因此，列车员也许一无所知。
“也许是的。”
“那么，不记在日志上也是正常的了？”
“在日志中能查出那次列车单间卧铺车厢七室的情况吗？”
“您是指什么？”
“我是说那个房间的车票是卖出去了呢还是空着？”
“这一点很重要吗？”
“我认为很重要。”
“单间卧铺应当是满员。不过，那趟车的情况不清楚。”
“到哪儿去弄清楚呢？”
“好吧，我给您问问车票预售中心。”加藤使用内部电话问了一会儿，放下话筒走回来说，“七室的票在五天以前就卖出去了，是从东京到西鹿儿岛的。”
“知道买票的人吗？”
青木的提问使加藤笑了：“要是售票时挨个问人家的姓名和住址，售票口的活儿就会积压成堆。既便是您，也不是自报了姓名后才买的票吧？”
“是啊！”青木也苦笑了笑。买七室票的人究竟怎么样了？自己被移进“富士”号七室这期间，真正拿有七室车票的旅客在哪儿呆着呢？
“您刚才提出的问题迟早是要见报的。所以，我还是告诉您吧：北原君的家在墨田区向岛二丁目。”最后加藤告诉青木。
（一）
到四月一日，十津川的手头上已陆续收集到有关高田律师的材料。高田出生于广岛市。为此十津川亲自打电话给广岛县警察局他的一位中、小学时代的朋友，打听高田的情况。当然十津川也向他在律师界的朋友和大学以及他当司法见习生时代的朋友查问过。这样，一位高田律师的形象就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
高田悠一，三十七岁，出生在广岛市中心街的一家点心铺，是长子。他出生时高田点心铺有职员十四人，做为制作日本点心的铺子规模不算小了。但战争的灾难使这家铺子化为灰烬。战后，点心铺在原来的地方重新开张。据他自己讲，因为是个独生子，所以少年时代娇生惯养。当时粮食供应紧张，但因为家里是开点心铺的，糖可以得到特殊定量供应，所以他吃甜东西也就比较容易。正因为如此，他不是个身体儒弱的少年，据说他聪明、要强，自我表现欲相当强。
中学二年级时，双亲相继去世，铺子也破产了，高田被住在东京的叔父收养，上了东京高中。在高中时，他爱上了同班的一位女生。他同年级的一位另同学——现在在银行工作——断言说：“我认为那一次是真正的恋爱，他是真心地爱她”。但是，这位女生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死亡，使这次恋爱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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