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修院，在十九世纪太阳当顶时，是些阳光下枭鸟的窝。修院在一七八九、一八三○和一八四八年革命发祥地的中心鼓吹出家修行，让罗马的幽灵横行在巴黎，那是种违反时代的现象。在正常的年代，如果要制止一种过时的事物，使它消亡，我们只须让它念念公元年代的数字便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在绝不是在正常的年代。
我们必须斗争。
我们必须斗争，也必须有所区别。真理的要旨是从不过分。真理还需要矫枉过正吗？有些东西是必须毁灭的，有些东西却只需要拿到阳光下看清就是了。严肃而与人为善的检查，那是种多么强的力量！阳光充足的地方一点不需要我们点起火炬。
因此，现在既是十九世纪，那么，无论是在亚洲或欧洲，无论是在印度或土耳其，一般说，我们都反对那种出家修行的制度。修院等于污池。那些地方的腐臭是明显的，淤滞是有害的，发酵作用能使里面的生物得热病，并促使衰亡。它们的增长成了埃及的祸根，我们想到那些国家里的托钵僧、比丘、苦行僧、圣巴西勒会修士、隐修士、和尚、行脚僧都在蠕蠕攒动，如蚁如蛆，不禁毛骨悚然。
说了那些后宗教问题仍然存在。这问题在某些方面是神秘的，也几乎是骇人的，希望能让我们细心观察一下
一些人聚集拢来，住在一起。凭什么权利？凭结社的权利。
他们闭门幽居。凭什么权利？凭每人都有的那种开门或关门的权利。
他们不出门。凭什么权利？凭每人都有的来和去的权利，这里也就包含了待在自己屋里的权利。
他们待在自己的屋里干些什么？
他们低声说话，他们眼睛向下，他们工作。他们放弃社交、城市、感官的享受、快乐、虚荣、傲气和利益。他们穿粗呢或粗布。他们中的任何人没有任何财物。进了那扇大门后有钱人都自动地变成穷人。他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分给大家。当初被称作贵族、世家子、大人的人和当初被称作乡下佬的人，现在都一律平等。每个人的静室都完全一模一样。大家都剃同样的发式，穿同样的僧衣，吃同样的黑面包，睡在同样的麦秸上，死在同样的柴灰上。背上背一个同样的口袋，腰上围一条同样的绳子。如果决定要赤脚走路，大家便一齐赤着脚走。其中也许有个王子，王子和其他的人一样也是个影子。不再有什么头衔，连姓也没有了。他们只有名字。大家都在洗名的平等前低下头去。他们离开了家庭骨肉，在修会里组成了精神方面的家庭。除了整个人类，他们没有其他亲人。他们帮助穷人，他们照顾病人，他们选举自己服从的人，他们彼此以友朋相称。
你拖住我，兴奋地说：“这才真是理想的修院呢！”
只要那是可能存在的修院，就足已使我加以重视了。
因此，在前一卷书里，我曾以尊敬的口吻谈到一个修院的情况。除了中世纪，除了亚洲，在保留历史和政治问题之后，从纯哲学观点出发，站在宗教争论的束缚之外，处在进修院绝对出自志愿、完全基于协议的情况下，我对修道团体就能以关切严肃的态度相待，甚至在某些方面以尊敬的态度相待。凡有团体的地方都有共同生活，有共同生活的地方也都有权利。修院是从“平等、博爱”这样一个公式里产生的。啊！自由真伟大！
转变真灿烂！自由已足使修院转变为共和国。
让我们继续谈下去。
可是这些男人，这些妇女，住在四堵高墙里，穿着棕色粗呢服，彼此平等，以兄弟姊妹相称，这很好，不过他们是否还做旁的事呢？
做。
做些什么？
他们注视着黑影，他们双膝跪下，两手合十。
那是什么意思？
他们祈祷。
向谁？
上帝。
向上帝祈祷，这话怎么理解？
在我们的身外，不是有个无极吗？那个无极是不是统一的，自在的，永恒的呢？它既是无极，是否必然是物质的，并以物质告罄的地方为其止境呢？它既是无极，是否必然有理智，并以理智穷尽的地方为其终点呢？那个无极是不是在我们心中唤起本体的概念，而我们只能赋予自己以存在的概念呢？换言之，难道它不是绝对而我们是它的相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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