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简要叙述了证明犯罪的审理过程，现在从后者来说冈野。在实施犯罪的当时，他穿的运动衫袖口上附上了被害人枝村幸子的鼻血和嘴里流出的呕吐物，此外还从被害人尸体所在房间里采集到冈野的新指纹。这些是物证。
冈野对此也不否认。但他声称是在发现尸体，抱起被害人上半身时，衬衫袖口上沾上了血迹和污物。
证人有冈野的妻子和子、他的公寓管理人、佐山道夫、福地藤子、被害人公寓的住客、香烟店主妇等。
然而，他们的证言都没目击冈野的犯罪，或没直接证明他犯罪。冈野的妻子和子供述了丈夫在案发的5月四日晚7时35分离开公寓，9时返回的前后情形和丈夫平素的性格及生活情况，这是间接证据；只是，由于妻子作伪证也不能起诉（可以否决证言），因而没有证据能力，只能作为某种程度的参考。
佐山道夫的证言是关于同冈野的关系、同幸子的关系，以及冈野同幸子的关系，还有29日晚8时25分打到他房间里的电话。从前者的材料可以推断冈野是“因嫉妒而犯罪”，揭示了冈野杀害幸子的动机，但并没证明犯罪，因此不是直接证据，只能作为了解冈野性格的材料。
福地藤子的证言是接到上述电话，同冈野的陈述内容大致相同，只有细微差别。
公寓管理人、香烟店主妇等人的证言也是间接证据；而且由于冈野对那些与犯罪不直接相关的行为并不否认，没有什么问题。
剩下的就是冈野在警察署供述后又自己翻悔的自供，这一证据有无证据能力要看自供的任意性。
审讯冈野的司法警察（刑事警察）在一审曾经出庭作证。警察作证说，没作过冈野在法庭上陈述的那种审讯。
冈野在法庭上供述：“警察对我说，要想早日回家作画，现在就自首吧，那样会给检察官造成好的心证，我们也提出请愿书，要求缓期执行；而且，如果你真没犯罪，法官调查后就会清楚的。警察训斥我说，要想早日回家工作，就在自首书上盖印！那时我正惦记着工作，觉得没有事实法庭上也能调查清楚，就按照警察说的自首了。对作案中不清楚的地方，都是按警察教的说的。”
对此，有关的警察矢口否认，并作证说，曾经告诉过嫌疑人，在自首之前，可以不说对自己不利的事；而且，从没作过逼迫、诱导、或以利益引诱的审讯，因此，自首完全出于嫌疑人的任意性。
警察在法庭上还说，嫌疑人移送检察厅后，向检察官翻悔在警察署作的自供，是被告想逃避刑罚的心理（这种先例不足为奇），被告在警察署作的自供具有真实性。
被告冈野的辩护人辩护说：被告的自供是在警察的逼迫下作出的，警察将冈野在发现被害人枝村幸子尸体时偶然沾上的血迹和污物同他与幸子的交际联系在一起推断，并将推断作为自供强加给冈野。因而，在警察署作的自供以及自供构成的物证都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
辩护人在上诉理由书中说；“审讯中，如果允诺说，你自首就宽恕作，给你从轻判处，那么被审的人便以为得到了只要自首就能立刻得到自由或将来受到宽大处理的保证，从而产生能够从现实的痛苦中逃脱的希望。这样，就存在作假供的危险性。在本案中，被告早就有回家恢复工作的强烈愿望，警察知道这一点，审讯中便以利益诱导被告供述。根据遗有严重恶习的警察现状，这种事是十分可能的。因而，本案中在警察署作的自供缺乏任意性，认定这种自供具有犯罪证据能力的一审判决违反了《宪法》第38条第1款、第2款、第3款，这一缺乏任意性的自供引发的其它物证h间接证据都是虚构的。”
辩护人始终坚持主张冈野的自供无效。此外，将冈野在案发时言行的不自然归结于“当时通过佐山道夫揽到手的A航空公司的工作不能如意地完成，心情焦躁，处于精神错乱状态；由于发现被害人尸体的打击，精神极度紊乱。”
看过一审笔录的副本，桑山信尔想，如今，辩护人只作这样的辩护，对佐山道夫的证言却丝毫没加追究。
冈野发现枝村幸子的尸体，于8点25分左右给佐山道夫挂了电话，而佐山是否一直在屋里？证明这一点的是福地藤子的证言，她说从6点半左右就一直同他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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