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迪，你听到我的话没有?”
特迪这会儿倒没有像一般小男孩似的把身子往开着的舷窗探出去那么远那么摇摇欲坠——事实上，他双脚都平平地踩在皮包的侧面上——他甚至都没有很保险地稍稍踮起脚；他的脸确是大部分伸出在窗外。不过。他没有伸出去太远因此还能听见他父亲的声音——实际上对父亲的声音，他听得尤其清楚。麦卡德尔先生在纽约时至少在三出白天播出的电台连续剧里担任过主要角色呢，他具有可称为三等男角的说话嗓音：自我陶醉地深沉、响亮，随时准备一有机会就用自己雄性十是的嗓音压过同一房间里的任何人，必要时连一个小男孩他都不放过。当他那嗓子没在专业合唱团上班时，总无例外交替性地沉迷于纯粹的放大音量或是一种戏剧型的故作沉稳之中。眼下正好是放大音量占着上风。
“特迪。该死的——你听到我的话没有?”
特迪扭动了上半身，并没有改变双脚站在皮包上的警觉姿势，他向父亲投去了一个毫不搀杂、天真纯洁的询问的目光。他的眼睛是浅棕色的，一点儿不算大，还稍稍有点斜视——左边那只比右边的程度厉害一些。但是还没有斜到畸形的程度，不会让人第一眼就必然注意到。那双眼睛仅仅稍稍有点斜，让人不免会提上一句，不过那也是得与这样的情况有关时才会提的：那人很一本正经地想了好一阵子，为这双眼睛长得没更直视一些、凹陷得更深一些、棕色更浓一些、双眼的距离更离开一些而感到遗憾。孩子的脸，尽管有些毛病，还是具有一种真正的美，尽管它不是直露得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我要你马上就从那只皮包上下来。你得让我说多少遍才行？”麦卡德尔先生说。
“爱呆在那儿你就尽管果着好了，宝贝儿，”麦卡德尔太太说，显然，一大清早她的瘘管又跟她过不去了。她眼睛睁着，但也就是睁开一条缝。“你一分一寸电用不着动的。”她身子右侧挨着床，司是枕头上的那张脸却转向左边，朝着特迪和舷窗，背对着她的丈夫。她的第二层罩单紧紧裹着她那很可能是一丝不挂的身子，单子把她胳膊什么的全蒙了起来，一直蒙到下巴那儿。“蹦吧，跳吧，”她说，眼睛闭上了。“把你爹的皮包踩得稀烂吧。”
“话说得比唱的还好听，”麦卡德尔先生对着他妻子的后脑勺不动声色一板一眼地说。“我置一个包就花了二十二英镑，我求呀请的让菝子别踩在上面，可你却叫他只管蹦只管跳。你打的是什么主意?寻开心啊!”
“要是这只包连个十岁孩子的重量都承受不住，且不说咱这孩子比他这年龄段的正常体重还轻了十三磅，那我舱房里可容不得这种次货，”麦卡德尔太太说，连眼皮都懒得睁开。
“你知道我打算怎么做吗?”麦卡德尔先生说。“我真想把你那该死的脑袋一踢成两个半儿。”
“怎么不踢呢?”
麦卡德尔先生噌的一下用一只胳膊肘把身子撑起，在床头柜玻璃板上捻灭了他的烟蒂。“总有一天——”他开始阴沉沉地说a
“总有一天，你会犯非常非常致命的心脏病，”麦卡德尔太太说，没多浪费一点点声气。她没将胳膊伸出来，却把身上的罩单往身子周围和底下更紧地掖了掖。“将会举行一次小规模、很优雅的葬礼，每一个人都会问，坐第一排那个很有魅力穿红长裙的女人是谁呀，她在跟那摁管风琴的卖弄风情，作出一副圣洁——”
“你他蚂的太可笑了，这事半点儿都不好笑，”麦卡德尔先生说，重又懒洋洋地把身子躺平。
这场小小的对话在进行的时候，特迪又把脸扭了过去，重新朝舷窗外望去。“今天清晨三点三十二分我们和‘玛丽女王，号擦肩而过，它是朝相反的方向开去的，不知有人感兴趣不，”他慢腾腾地说：“我想大概是没有。”他的声音有点沙，怪怪的但是挺好听，有些小男孩的声音就是这样。他每发出的一个词都像是淹没在威士忌酒的微形海洋之中的一座古老岛屿。“布波讨厌的那个甲板服务员把这件事写在黑板上了。”
“你再不立刻从包上下来，我马上就‘玛丽女王，了你，小鬼，”他的父亲说。他把脑袋转向特迪。“从那儿下来，快点。去理个发或是干点别的什么。”他又转过来看他妻子的后脑勺。“他像是有点早熟，老天爷呀。”
“我一个钱都没有，”特迪说。他把双手更稳地置放在舷窗的窗框上，又把下巴搭在手指背上。“妈妈。你知道在餐厅里紧挨我们坐的那个人吗?不是特别瘦的。是另外的那个，他们俩同坐一张桌子。就是我们的服务员放下托盘那地方旁边的那张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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