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真是奇迹：我躺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这房间比我旅馆里的那间囚室大得多，宽敞得多。窗户上没有铁栏杆，阳光可以畅通无阻地照进屋来，窗外不再是一堵隔火的砖墙，透过窗户可以看见绿树在迎风轻摆，雪白的墙壁光滑锃亮，我头上的天花板又白又高——可不是真的，我躺在一张陌生的崭新的床上，这的确不是一场梦，在我床后有人在低声耳语。我在惊讶之中想必不由自主地猛烈动弹了一下，因为马上我就听见有脚步声走近我的床头。一个女人步履轻盈地走了过来，一顶白帽子扣在头发上，这是个看护，是个护士。一阵喜悦的痉挛透过我的全身：我整整一年没有看见过一个女人了。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个清秀的身影，我的眼光一定非常狂野兴奋，因为走过来的这个护士使劲地安慰我：‘安静点！请您安静点！’可我只是竖起耳朵听她的声音——这不是一个人在那儿说话吗？难道世界上的确还有一个不审间我、不折磨我的人吗？再说——这可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这还是一个柔和的、温暖的、简直可说是温柔的女人的声音。我贪婪地望着她的嘴，因为过了一年地狱生活，我都觉得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说话还会这么和蔼可亲简直是不可能的。那个护士冲着我微笑——是的，她在微笑，世界上还有人会亲切地微笑，然后她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表示叫我别作声，又轻手轻脚地走开了。但是我不能听从她的命令。这个奇迹我还没有瞧够呢。我使劲地想在床上撑坐起来，看看她，看看这个和蔼可亲的具有人形的奇迹。但是，我正想要在床边支起身子，却支不起来。原来我的右手，手指和手腕那儿，现在是挺大挺胖的一个白鼓包，显而易见我的右手给绷带厚厚地包扎了起来。我起初望着我手上这个白白的肥肥的陌生东西，莫名其妙，然后慢慢地开始明白我在哪儿，并且开始苦思苦想，我可能遭遇到了什么不幸。一定是他们把我打伤了，或者我自己把手弄伤了。我现在是躺在医院里。”
“中午大夫来了，是位和和气气的上了年纪的老先生。他知道我们家族的姓氏，并且满怀敬意地提到我那当御医的叔叔，所以我立刻感到，他对我是一片好心。接着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他向我提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其中之一尤其使我惊讶：他问我是数学家还是化学家，我说都不是。”
“‘奇怪，’他嘟囔着说，‘您在昏迷中老是大声喊着一些稀奇古怪的公式。我们大家听了都不知所云。’”
“我便向他打听，我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异样地微微一笑。”
“‘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无非是神经的急性错乱，’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环顾一番，低声补充了几句：‘话说回来，这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在三月十三日①之后，是不是？’”
①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法西斯德同并吞奥地利，德军进入奥国境内。
我点了点头——
“‘用这种办法待人，不发疯才怪呢，’他喃喃地说道，‘您并不是第一个。不过您不用担心。’”
我从他向我低声耳语进行安慰的样子，再看到他那好心抚慰的目光，我知道，我在他这儿是十分安全的。
“两天以后，这位善良的大夫相当坦率地告诉了我事情的全部经过。看守听见我在囚室里大叫大嚷，他起先以为，有人闯进了我的囚室，我正在跟那人吵架。可是等他在门口一露面，我就马上向他扑了过去，冲着他狂呼乱叫，听上去就像是：‘你走一步啊，你这个恶棍，你这个胆小鬼！’嚷着嚷着我就想卡他的脖子，最后我对他的攻击如此凶猛，他不得不大叫救命。他们在我狂怒的情况下拖着我去找大夫检查身体，我突然挣脱他们，扑向走廊里的窗口，一拳打破了窗玻璃，同时把手割破了——您看这儿还有深深的伤疤。开头几夜我在医院里完全是在发烧昏迷的情况下度过的，可是现在他觉得我的神智已经完全清醒了。‘当然，’大夫轻声补充了一句，‘这点我最好还是不要向这些老爷们报告为妙，要不然，他们到末又要把您带回到那儿去。您对我放心好了，我将尽力而为。’”
“这位乐于助人的大夫究竟向那些折磨我的人报告了一些关于我的什么情况，我不得而知。反正他达到了他想达到的目的：把我释放。可能他说我已经神经失常，也说不定在这期间，我对于盖世太保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因为希特勒已经占领了波希米亚①，这一来对他而言，奥地利问题已经彻底了结了。所以我只需要签字保证，在两星期内离开我的祖国。这两个礼拜我忙着办理上千个手续，这是今天②一个从前的世界公民出国旅行所必须办理的——要弄到军事机关和警察局的证明，要缴税，要领取护照、出境签证、健康证明，结果我毫无时间去对往事多加思索。看来在我们脑子里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在起着调节作用，自动把那些对于我们的心灵来说会变得有害而危险的东西予以排除，因为每次我想回忆我在囚室中度过的那段时间，我的脑子就糊涂起来。一直到好几个星期之后，真正说起来是到这船上之后，我才重新找到了勇气去思考我到底遭遇到了什么事情。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斯蒂芬·茨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