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许愿意听我说在我爸遭遇困难时，我成了他的得力帮手，突然证明自己是个男子汉，有了以前谁都没想到我会有的素质等等，就像你会在三十年前的励志小说里读到的那些。要么，我会记下我对必须离开学校这件事极其痛恨，我那少年的饥渴心灵向往知识及完善自我，所以对人们塞给我的枯燥无味的活计退避三舍等等，就像你在如今的励志小说里读到的那样。这两样都完全是胡扯。事实上，当时我对可以去干活而感到激动开心，特别是我得知格里梅特老头儿将付给我实打实的工资，一星期十二先令，其中我自己可以留下四先令。过去三天里我念念不忘的宾非尔德大屋马上被我淡忘了。我并不反对提前几学期离开学校，这种事同样发生在我们学校别的男孩儿身上，很普遍。某个男孩儿总是“要去”上里丁大学，或者学习当工程师，或者去伦敦“投身商界”，或者去航海。然后突然，在得到通知后的两天内，他就从学校里消失了。两星期后，你会碰到他骑着自行车送疏菜。我爸告诉我这件事后过了五分钟，我就开始琢磨要一套新衣服，好去穿着干活。我马上提出要有一套“大人衣服”，得有当时那种时兴的领子，叫“常礼服”——我觉得是那么叫的。不用说，我爸妈两个人都很震惊，他们说“从来没听说过”。那年头的父母总是尽量阻止孩子穿大人衣服，越往后推越好，其中原因我一直不甚了解。每个家庭里，在男孩儿开始戴第一副高领圈，或是女孩儿盘起头发之前，总得有一场硬仗。
那么着，谈话就从我爸生意上的问题，逐渐演变成一场有点耗时长久、唠唠叨叨的争吵了。我爸渐渐发怒了，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不时省略了“H”音，他发怒时容易那样——“好了，不给你。你想好了——不给你。”结果是我没争取到“常礼服”，但在第一次去干活时，我穿上做好的黑色套服，还戴着宽领圈，让我看上去像是个身子骨长得太大的土老冒。我干活时动不动分心，真正原因都是那个。乔在这件事上甚至更自私，他因为要离开自行车铺而火冒三丈，待在家里的不长时间里，他总是游来荡去，成了个讨人嫌的角色，一丝一毫也没能帮上我爸。
我在格里梅特老头儿的店里干了快六年。格里梅特是个人好身体好、长着白色连鬓胡子的老头儿，像是另一型号的伊齐其尔叔叔，只是矮胖得多。跟伊齐其尔叔叔一样，他也是个坚定的自由党员，可他不像伊齐其尔叔叔那样狂热，在镇上也更受尊重。他在布尔战争期间转过向，对工会恨之入骨，曾因为一个售货员保存一张基尔·哈代的照片而炒掉了他。他是个非国教徒——实际上，他在浸礼会教堂里是个不折不扣、响当当的人物，那间教堂在我们那儿叫“铁皮儿”——我们家是国教徒，伊齐其尔叔叔不信教。格里梅特老头儿是镇上的政务会委员，还是本地自由党部的一个干事。他的白色连鬓胡子、貌似虔诚地说着良心自由和党内老前辈的样子、他那巨额银行存款和有时经过“铁皮儿”时听到他所做的即兴性祷词，都跟人们所说的某个信仰非国教的传奇杂货商有点类似——我想你听说过，就像这样：
“詹姆斯！”
“在，先生！”
“你有没有往糖里掺沙？”
“有，先生！”
“你有没有往糖浆里兑水？”
“有，先生！”
“那你来祈祷吧。”
天晓得我们多么经常在铺子里悄悄谈论那种故事。我们甚至真的在拉起百页窗之前，以祈祷开始一天的工作，倒不是格里梅特老头儿往糖里掺沙，他也知道那样做没好处。他是个做生意的精明人，在下宾非尔德以及周围地区杂货生意做得一流。除了跑腿的、驾车的和自己当出纳的女儿，还另外雇了三个售货员（格里梅特是个鳏夫）。头半年，我是跑腿的。后来有个售货员去里丁“开张”了，我就从进铺子以来，第一次系上了白围裙。我学会了怎样绑包裹、装一袋葡萄干、研磨咖啡、使用熏肉切片机、切火腿、给刀开刃、扫地、掸去鸡蛋上的灰尘并避免打破、把货物以次充好、擦窗户、用眼估一磅奶酪、开包装箱、把一扁块黄油拍打整形等，另外最难记的，是存货的位置。我对杂货不像对钓鱼那样点点滴滴都记得清楚，可我也记得很多。直到今天，我还知道用手指扯断一段绳子的小窍门。你要是在我面前放一台熏肉切片机，我用得会比用打字机还顺手。我能给你吹上不同等级中国茶叶的不传之秘、人造黄油的成分、鸡蛋的平均重量以及一千个纸袋的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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