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天走的路有十英里，但是不累。一整天我都紧跟帮伙，他们干吗，我也都试着做一把。他们叫我“小孩儿”，而且使足劲儿笑话我，我多少保持了不折不馁的情神。但是我内心感觉非凡，那种感觉你没经历过就不会了解——可如果你是个男的，早晚你会。我知道我不再是个小孩儿，我终于长成了一个大男孩，可以逛到大人找不到的地方，可以撵老鼠、整死小鸟、乱扔石头蛋、向车夫挑畔还有喊脏话等等。那是种冲天豪情，感觉无所不知、无所畏惧，而且总是无视规矩、杀这杀那的。白灰路，衣服上热汗浸浸的感觉，茴香和野薄荷的气味，脏字眼儿，垃圾堆的酸臭味，滋滋冒气的柠檬汽水还有里面让人打嗝儿的气，踩死小鸟，鱼挣拉鱼线的感觉——凡此种种，都属于那种感觉。感谢上天我生为男儿，因为没有哪个女的会有这种感觉。
一点没错，布鲁厄老头儿跑了一圈，把我们都告发了。我爸阴沉着脸，从铺子里拿了根皮带，说要把乔“抽死他的小命”，但是乔挣扎着又嚷又踢，结果我爸只打中几下。不过第二天，文法学校的校长用藤条抽了他一顿。我也试着想挣扎，可是我就那么大，我妈一对膝盖就挡住我，她用皮带痛抽了我一顿。结果那天我挨了三顿打，一次被乔打，一次被布鲁厄老头儿打，一次被我妈打。第二天，他们帮伙认为我还不能真正算是帮伙的一员，不管怎么样，我必须经过一番“考验”（他们是从印第安人故事里学来的这个词）。他们很严格地要求吞下虫子前必须先咬断。不仅如此，因为我最小，他们很嫉妒只有我钓到了鱼。到后来，他们都企图把我钓到的鱼说得不算大。人们说起一条鱼时，一般趋势是它会变得越来越大，可是我钓到的那条被他们说得越来越小，直到后来，单听他们说，你会以为它根本就跟手指头差不多大呢。
可是没关系，我去钓过鱼了，我看到过鱼浮往水里猛钻，我感到鱼拽鱼线了，无论他们扯多少谎，这些是他们无法改变的。
此后七年，从八岁到十五岁，关于这段期间，我记得的主要便是钓鱼。
别以为我别的什么都没干，只是在你回首很久以前的事时，有些事情似乎膨胀了，直到大得掩盖住了其他一切。我离开荷莱特大妈的学校到文法学校上学了，背上了皮书包，戴上了有黄条纹的黑帽子，还有了第一辆自行车。此后又过了很久，我有了第一条长裤。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那种一轮固定，一轮可转向的车型，当时很贵。骑下小山坡时，我把脚放在前车把上，让脚蹬嗖嗖地转着。在二十世纪初，这是典型的一景——一个男孩儿从小山上飘然驶下，头往后仰，脚伸到了空中。我去文法学校上学心怀恐惧，颤抖不已，是因为乔告诉过我关于校长威斯克斯老头那些让人心惊肉跳的故事（他的名字应是威克西）。这个校长没说的，是个长得凶神恶煞的小个子，一张脸长得跟狼脸一模一样。他在学校大教室的后面放了个玻璃箱，里面有几根藤条，他经常抽出来嗖嗖抡上一通，很吓人。但是让我吃惊的是，我的学习成绩很不错。我从来没想到过也许我比乔聪明。他比我大两岁，从他会走路起，就开始欺负我。实际上，乔是个不折不扣的笨学生，差不多每星期都要挨一次藤条抽打，直到他十六岁时，他总是接近在全校垫底的位置。第二学期，我在数学这科上得了奖，还有个奖是在某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上，主要跟干花有关，科目名叫作科学。到我十四岁时，威斯克斯提到奖学金和上里丁大学的事。我爸那年头仍对乔和我抱有很大期望，对我上“公学”这件事很热心。我时常听到的说法是我会当个老师，而乔会当个拍卖师。
但是我对学校的事所记不多。后来在打仗时，我曾和属于高等阶层的伙计混在一起。我吃惊地发现他们从未忘却在公学里经历过的恶梦般的操练，要么因此一蹶不振，变得傻不愣登的，要么下半辈子都会跟那种痛苦记忆做斗争，想要将之忘却。但是我们班上这一群铺主和农场主的孩子们不会。我们上文法学校，并在那儿一直待到十六岁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显示并非来自贫寒之家。不过学校这种地方，主要还是让人盼着早点离开的地方。我没有那种得忠于母校的多愁善感，对那些灰色老石头也没什么傻乎乎的感情（一点没错，石头真的很老，那所学校是由红衣大主教伍尔西出资修建的）。我们没有毕业生联谊会，甚至没有校歌。下午不上学的时间都归自己支配，因为做游戏不是非得参加，我们都能避则避。我们穿背带裤踢足球，尽管披一条肩带才被认为是打板球的合适装束，可我们穿着平时的衬衫和裤子打板球。我真正喜欢玩的，只有三柱门板球比赛，我们课间休息时经常在铺着石子的校园里玩，用的是包装箱木板做成的球棒，还有打几天就会完蛋的板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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