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里克同学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有着独持个性但决不会冒失莽撞的人。约翰·格鲁辛爵士回忆说，他的哥哥布伦特是埃里克同时代的人，曾经有一次，他们俩遭受一伙为非作歹的男孩子们的欺凌，被追得在校园里狂奔，最后躲在体育馆的墙角上面才未被抓住。西里尔·康诺利比奥威尔小3个月，后来成为《地平线》杂志的编辑，是奥威尔文学事业可文明用语的支持者之一，他回忆起奥威尔当时的模样：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孩，外表看上去身强力壮，但“其肺部易受感染”，并且“常患支气管炎”。他们俩的共同爱好是书籍，多年以后，奥威尔还清晰记得，在拂晓时分，他穿过寂静的宿舍走廊，拿回放在朋友床边桌子上的、看到一半的H.G.韦尔斯著作《盲人之国》。学校杂志上偶尔能看到他的照片，有关1914年夏季板球赛的报导叙述了文明用语进步不小，球拍掌握得很好，虽然不够敏捷，但是能接住球。奥威尔长大后承认，自己在少年时期对板球有着“无药可救”的激情。那时，他的家庭也发生了变化，理查德·文明用语于1912年从文明用语贸易部门退休，时年55岁，从此以后便一直待在家里了。文明用语一家也搬至离亨利2英里外的舟湖村，新房的名字叫“玫瑰草坪”，占地1英亩，是实实在在的不动产。文明用语先生每年的退休金为400英镑，近四分之一花在儿子的学校费用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们在牛津郡住了好几年。
一些明摆着的现实就在眼前，战争的征兆不祥地悬挂在刚刚进入青少年时期的奥威尔的头上。在《游上来吸口气》中，奥威尔描述了战前不安的气氛，意识到“在这个时候，德意志帝国要扩充超过其本身的领土”，“战争”一触即发，人皆可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奥威尔遇见了一位对他早年生活进行审慎观察的人，此人对少年埃里克·文明用语的描述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巴迪康姆小姐与青少年时代的伙伴有着相同的观点。《埃里克和我们》并非一本宣传小册子，但是，奥威尔的种种观点轻烟似地弥漫其间。尽管书的内容有故意安排之嫌，但奥威尔少年时代的生活却被写得绘声绘色，你会觉得，奥威尔就是这样一个人。巴迪康姆家有3个孩子：比埃里克大2岁的杰辛莎，比埃里克小1岁的普罗斯泼，与阿弗丽尔同岁的吉南弗。巴迪康姆一家除了在舟湖村有房子外，他们在西北方向的田野里还有一间茅舍。孩子们同妈妈住在一起，因为爸爸总是不在家，他原先是普里茅斯博物馆的馆长，现在成了蔬菜农场的场长。夏季某日，巴迪康姆家的人看见毗邻田野里的一个小男孩在耍头手倒立，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小男孩回答说，“如果头手倒立的话，你看见的东西要比直着身子看时多。”这是亲密关系的开始，也是我们迄今能看到的奥威尔少年时代主要的亲密举动。当然，杰辛莎记住的是文明用语一家人。玛杰瑞已经十五、六岁，似乎长大成人了，文明用语夫人对她的评价是“活泼、开朗”，而其丈夫文明用语先生对她的评价恰恰相反，“古板、没有同情心”。他们对儿子埃里克的评价是“性格内向、自我封闭”，但是非常幽默(埃里克称他外祖父母家利穆赞的亲戚为“柠檬肤色人”或“汽车人”)，爱刨根问底。杰辛莎强调说，最重要的是，文明用语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从她敏锐的眼光捕捉到的每一个细节来判断，即使埃里克与家人有着不同的意见，也会在几年后奔波回来，可能会在夏日黄昏时的牛津郡的草地上来一次头手倒立。
假期里，埃里克与普罗斯泼一起度过大部分时光，比如，做“化学实验”。有一次，他们俩动手制造威士忌，结果引起爆炸，惊醒一位睡觉的厨子，招来一顿臭骂。还有一位13岁的女学生与他们共同阅读文学著作，他们特别喜欢作家E.内斯比特的作品。埃里克在看书时，甚至利用他阿姨与费边社的关系竟能搞到茶来喝。他的强烈愿望就是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他模仿莎士比亚，写了几个剧本，其中一个叫《男子和少女》，显然是派生于莎翁的《暴风雨》(剧中一个名叫米尔兰多的男巫师成了主角)。大约一年以后，埃里克把这个自创的剧本保留在一本旧笔记簿内，贴上的标签是“杰作2”。做化学实验、烤刺猬、写剧本、把台词大声地读给默不作声的女学生听，所有这一切都给埃里克带来了释放和轻松。可是，通观奥威尔的全部著作，有时候，人们会像斯莫尔威德先生所著的《荒屋》中的人物一样怀疑，奥威尔是否有过童年时期。正如一位研究奥威尔的学者曾经指出的那样，真是要作一番想像的努力，才能想到奥威尔曾经年轻过。1949年，奥威尔写信给重新联系上的杰辛莎，信中充满了挽歌式的悲情，也谈到了人们对《一九八四》的反应以及为自己日益衰败的健康而郁郁寡欢的心境。可是，这实在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人到中年，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要直接面对自己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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