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年轻作家来说，在30年代还有比这更差的条件，比如格雷厄姆·格林在《时代周刊》做助理编辑。奥维尔的休息时间正好是他头脑最敏锐的时候，这一点很幸运。他可以打着哈欠度过长长的下午，真正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别人对他做书店店主助手还有些模糊的印象。后来与他一同在西班牙的战友、然后成为他在《论坛报》时的同事金奇，从未看他坐下过。他站在书店的中央，看上去像一个“让人难以亲近的人”。除了收藏书和外借图书，这个书店还有其他不同的副业，如二手打字机和邮票。金奇记得这样一个情景：高高的、阴郁的他在店里走来走去，“就像一头瞪羚”，后面远远地跟着一个男孩子，交给他一包邮票。还有别的证据可以证明，当奥威尔在店里时，这里隐隐约约有一种让人感到害怕的气氛。作家彼德·范西塔特在上学的时候来过爱书角书店，他还记得这个“不太有礼貌”的助手想要向他推销《马达加斯加商船号角》，却没有成功，他坚持购买了沃德豪斯的《少女的烦恼》。
尽管《让叶兰继续飞扬》的结尾是乐观的，但这本花了他在韦斯特普罗书店里15个月时间的小说是一本表达忍无可忍感受的书，充满了对戈登·康姆斯道克想要融入的文学世界以及对拒绝和漠视的愤怒之外的更广阔环境的深深失望，谴责了喧嚣纷乱的生活迫使他出卖自己虽然少却真诚的才华。戈登也不安地感觉到，他对窗外混乱的挣扎和愤恨越发地无关紧要了，这也许正是标志了30年代反英雄的某种东西。从某种程度上看，与其说《让叶兰继续飞扬》是一本关于一个觉得自己被排挤在文学大本营之外而挣扎的诗人的小说，不如说它是描述了某个人认识到，现在并不令人满意的生活将要被另一些更糟糕的东西所湮没，而他试图去预见未来。因此，把奥威尔置于他所处的大环境下来看，了解他在职业上、社会生活上和政治观点上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此时正是30年代中期，欧洲大陆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令人担忧。6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很容易把30年代看成一段单独的、没有区别的时间段：领救济品的长队；轰炸机突袭格尔尼卡四散的人群；火炬在马刺靴子前闪烁；潮水般飘扬的小旗子。这些都是当时典型的形象。再回到奥威尔自己的职业领域，如果没有意识到那种深刻的、常常会发展成完全恐惧的不安全感，是无法去阅读在1935年以后所写成的任何一本严肃的英国小说。而且，当时的迹象也表明，可以把30年代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从1929年到1931年间的萧条期，以国家政府的成立而结束；一段时间的恢复期，此时希特勒的势力在别的地方不断增强；1936年佛朗哥攫取了西班牙政权并开始了3年的内战；随后是确定的“战前”时期（这在当时的小说中有所体现），此时，人们都意识到武装侵略已经不可避免。“1933年到1936年是仅有的愉快时期，”亚历克·沃在近半个世纪以后的自传中这样写道。沃是一个花花公子般的作家，娶了个富有的妻子，她对贾罗地区的贫困比不上对新闻纪录片亲切。但是，很多没有4位数收入的人都这么认为，这是德国纳粹首次袭击犹太人的水晶之夜和开垦德国西部莱茵兰地区的时代，也是斯坦利·鲍德温“安全第一”和哈利法克斯勋爵温和外交的时代。
界定奥威尔所处的文学背景也有必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我们倾向于把30年代看成是奥登、斯彭德和衣修伍德的时代，而且偶尔会把他们置于绝对支配的地位而排除了其他所有作家。这个时代的确有他们，但不仅仅只有他们。英国文学生活一如既往地让人感到困惑，有利益相争的群体、新旧等级、独来独往的人、操纵者以及一些无法分类的人。虽然布鲁斯伯里文学社团和西特韦尔姐弟们的20年代的旧势力仍然在不断强大，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更新、更流行的作家聚集成群体，比如，出版寿命不长的《日夜》杂志就汇集了格雷厄姆·格林、伊夫林·沃、伊丽莎白·鲍恩、彼得·弗莱明和西里尔·康诺利。伦敦以外，以沃尔特·格林伍德《失业救济金之爱》为例的、一些勉强可以称为现实主义文学和对抗性的工人阶级文学开始在英国扎根。然而，这些革新、实验和政治目的几乎完全没有影响到中产阶级品味的平静表面。那些颇为平庸的畅销书大家——普莱西里、沃波尔、迪屏——所有这些在《让叶兰继续飞扬》中戈登所诅咒过的名人，都顺着现代主义的潮流没有任何阻挡地前行。对于布特的图书馆、文学茶会、由《星期日泰晤士报》主要评论家拉尔夫·施特劳斯发起平和的炉边闲谈，都是一段最好的时期。1936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在南摄政街的多兰大厅所举办的读书俱乐部书展活动为期两周，充分展示了当时大众所喜爱的读物。这里观众们可以聆听A.E.W.梅森讲《历史小说》、亚历克·沃如何条分缕析《作家的工作台》、彼得·弗莱明描述《光速旅行》的经历、跟随着多萝西·赛耶丝一起被《谋杀倾向》而吓得要死，或是恭敬地接受库珀关于《传记》的思想。奥威尔在社会生活上和经济地位上都不属于这个世界。30年代，一本畅销“商业”小说的平均预付款是500英镑，约是他年收入的3倍——但这并不表明他完全被排除在文学圈之外。《让叶兰继续飞扬》里描述了这样一个恐怖的场景：戈登受一位颇有影响的评论家之邀参加一个晚会，却弄错了出现的时间，他认为对方是故意弄错时间来羞辱他的，于是，他对主人致歉信的答复口出恶言，由此而毁灭了他通向正式文学世界的仅有之路。与之相反，奥威尔凭借《在缅甸的日子里》的出版恢复了与西里尔·康诺利的关系，在《新政治家》时期认识他是非常有用的。康诺利可能会成为他最可靠最支持他的赞助人之一。认为奥威尔是他那个时代文学界的中心人物纯属胡说，然而如果说他是个永远痛苦的局外人也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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