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来说，像戈登·康姆斯道克这样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过时的年轻诗人白天在一家邋遢的书店工作，晚上闷在威斯别克夫人的寄宿处，追求处女罗斯玛丽——换句话说，这完全不像奥威尔本人，他在1935年末就已发表了3部小说，住在自己的公寓里，差不多准备结婚。在奥威尔30年代完成的作品中，《让叶兰继续飞扬》是与他自己作家生涯联系最紧密的小说。而这个标题要追溯到《牧师的女儿》中特拉法尔加广场一幕，这里被免去圣职的牧师托波尔斯先生颤声唱着嘲弄的圣歌。然而它注定处在一个奇怪的角度来表现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它一方面展现了对奥威尔自己所处的同样世界的另一种看法，另一方面缩减了几年来夸大的他自己的困扰，而最后表达了一种终极的破灭感觉。评论家们总是把这种感觉和非常忧郁的维多利亚后期小说家乔治·吉辛联系在一起。《让叶兰继续飞扬》是一本过渡性的小说，因为环境而开始的一段路程，奥威尔以前曾经也写过类似的问题，如安东尼·鲍威尔所说，当时吉辛已不得不停止了。戈登·康姆斯道克是一个自我奋斗的维多利亚时期富豪的孙子，他的生命力因为无能的家族而消散了，如今，穷困的子孙们都被压制性的个性压垮了。他是受到好评的诗人，唯一的诗集被认为表现了“非凡的诺言”——戈登在某种程度上与机器和“高尚”生活的伦理道德都是对抗的（出现在他所住过的每个房间的叶兰可能就象征了这种斗争），他放弃了做广告行打字员的工作（广告业是“泔水桶的最后一搅”），而是逃避到了麦肯坚尼的书店。戈登的这一努力得到了他的主要资助人雷文斯顿和他的女朋友罗斯玛丽的支持，前者是因为他尊重戈登对于原则的追求，后者是因为她贞洁地爱着他。尽管每个人都越发感觉到——戈登自己也深深地觉得——在爱书角书店度过的白天和晚上、在威斯别克家保存自己的香烟，这些都不可能为写出诗歌或是至少“好的诗歌”提供环境。产自小气、性爱受挫、嫉妒和破落的气氛中，戈登对于他认为自己受歧视的世界的现状、文学界的社交活动的责难，女人和金钱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不论读者会多么同情戈登——因为某种原因，戈登是个奇怪的吸引人的角色——人们会感觉到他是很难满足的，他所说的大部分都是内心强烈不满的反映。
不久以后，戈登的事情急转成了危机。戈登因为一次不幸的醉酒事件而上了法庭——这是预料之外的来自一个美国杂志的支票造成的后果——他丢掉了工作，结果只能在贪婪的奇斯曼先生破旧的2便士的外借图书馆当职员。即使是卖旧书，也是一种落魄，但是戈登不服气。他热切渴望的是每周赚上几个先令，可以过上温暖、无忧无虑的“地下”生活。雷文斯顿尽管赞成原则，一面假装支持他，私下里却认为戈登从文明生活的假象中撤退是个错误。罗斯玛丽则是完全不能理解。然后，在某天下午他破旧的寄宿处看他时（“即使是在昏暗的灯光下，她也能看到房间脏乱的情景——桌上是吃剩的食物和纸、壁炉里冰冷的灰烬、围栏旁肮脏的瓦罐、死叶兰”），她终于同意跟他上床。后来，面对不可避免的她怀孕的事实，戈登面临着残酷的选择：要么抛弃她，要么负起责任。他勉强接受了可敬的地位，回头了原来的工作，而这也不是没有个人疑虑的。小说以他们在埃奇韦尔路的小公寓新婚结束，最后是这样讽刺的句子：好戏又一次要在康姆斯道克家上演了。
这样用简明易懂的话对穷要面子的描述最大的缺点就是结尾不能让人信服。像威尔，受到阴郁的20世纪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传统小说的教育，也会知道这一点。吉辛是在《让叶兰继续飞扬》时期最常拿来与奥威尔比较的作家，他总是坚持自己的美学原则。无论是写出了无情的进步或是衰落，他始终坚持。《新格鲁勃街》中不成功的小说家里尔顿和《在流放中诞生》中挫败的反英雄皮克都没有完成自己的雄心：他们都因明白没有能够达到设定的目标而死。决定论者的结局会是戈登在贫民窟房间里虚度光阴或是跟娼妓鬼混，而罗斯玛丽成了未婚母亲，后来死去。在这本小说里，戈登只是重新开始而奇迹般的得到了他原来那么任性扔掉的“好”工作，就像某人穿上了新外套，转而采用了他在小说的前200页愤怒批判的价值体系。
奥威尔的个人经历与写出《老鼠》的戈登·康姆斯道克本质上的孤独世界很不同，但是，《让叶兰继续飞扬》中的确有许多并不显眼的自传性成分——戈登学生时期的“叛逆”，散乱写成的长诗（“大约两千行，极好的押韵，描写了伦敦的一天”）；甚至戈登逃脱出的警局牢房都是出自1931年《阿黛菲》上的一篇文章。同时它也展现了奥威尔是怎样成长为一个作家的：早期的唯美主义仍旧很明显，但是渐渐被一种不祥的预示所覆盖。例如，当戈登在晚上的街市闲逛时，他看到3个十来岁的女孩，她们的脸“并排凑在一起就像一捆石竹花或是夹竹桃”。当他凝视她们之中最引人注目的那个时，“她脸上泛起红晕，就像一波水彩浮上来”。《在缅甸的日子里》中也同样像绘画一样描绘了伊丽莎白的脸。而戈登和罗斯玛丽去伯纳姆比奇远足时的兴高采烈的心情在早一些的小说中也不会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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