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在阿拉贡前线已近5个月了。从军事角度上说，这是一滩死水，激烈的战争发生在维斯卡省周围，但奥威尔的部队只起了很小的作用。除此之外，就是夜间巡逻，狙击手偶尔朝山谷里放两枪以及奥威尔称作的“令人乏味和静止的战争状态的不安”。正如他后来所发现的，对于这种停滞有几个很好理由。第一，是由于抵抗战线的牢不可破，建立在山顶上俯视深谷。第二，是因为完全缺乏战争得以进行的大部分物资。比如说战壕迫击炮被视为太珍贵而不用，被保存在阿尔科比尔，大部分的步枪都没有用。而且没有地图、图表、测距仪、望远镜或双筒望远镜、照明灯、维利式信号弹、金属切割器或军用机械工具。奥威尔对于自己也承认的混乱场景进行了描述，共和军在阿拉贡阵线很大程度上无异于象征性的作战，读完这段描述后，不得不让人感到震惊。奥威尔因此受到了一些左翼评论家的责难——相对于其他更宽泛、更理论意义上的抱怨，这还算是更具体、更切合实际的：他隐蔽起来了，正如其中一个评论家所说的“在毫无意义的战线上……他根本没起到任何有军事意义的作用”。当然起的作用是不同程度的，并非所有人都起到军事作用。奥威尔也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目前的无奈处境，于是，他在山顶的前几周一直忙于实际的事情，寒冷的冬天置身于成堆的生锈罐头、老鼠以及粪便中，而并非直接处理常规事务。奥威尔悲哀地承认，在战壕中，5件东西是至关重要的：木材、食物、烟草、蜡烛以及糟糕的第5件——敌人。保暖迅速成为前线生活的首要任务。一天夜晚值勤的时候，奥威尔仔细地逐条记下了自己所穿的衣服：一件厚防护衣和裤子、一件法兰绒外衣、两件套衫、一件羊毛上衣、一件猪皮外套、灯芯绒马裤、护腿、厚袜子、靴子、一件军大衣、一条围巾、加衬的皮手套和一顶羊毛帽。
卫生设施是根本不存在的。部队每天只有一夸脱的水用来洗漱和饮用。士兵们的个人习惯更有待于提高。有人习惯在战壕里方便，“如果晚上经过时不得不绕道而行那真是令人恶心。”尽管条件十分简陋，奥威尔对这段生活的描述还是充满童趣的，有一种近似伊顿式的调侃口吻：“在黑暗的山谷里不时有几颗子弹嗖嗖而过，像红脚鹬的叫声一样从头顶掠过，感觉还是挺有趣的。”他还写道，接下来的白天巡逻“也不失有几分童子军侦察的趣味”。然而，经常和奥威尔在一起的人不免会感到疑问，这到底怎么理解呢？是无忧无虑还是自我贬低的表现？后来你会发现，这些描绘不过是奥威尔对于黑夜穿过西班牙山谷这段体验的感触罢了。与此同时，尽管战争显示出奥威尔身上富有童真的一面，但也赋予他某种权威。由于他比大多数战士都年长而且有在缅甸警察局工作的经历，因而更富有经验。很快奥威尔就被提升为下士，由小分队的指挥，一个20多岁的叫本杰明·列宁斯基的波兰人掌管着10个人，向这些未经训练的战士发布命令。奥威尔在列宁营体验到的第一次革命的纪律远比他预期的更可靠，但是，训练年轻人射击和隐蔽的工作无法让他最直接地接触到战争。
此时家里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尽管奥威尔1937年头3个月给艾琳的信以及她的回信没能保存下来，但是，其中一些内容可以猜出来，尤其是不停争取在春天出版《通向维根堤之路》一书。由于担心书中第2部分会引起争议，维克托·戈兰茨最初想把这部分完全省略。为此他遭到摩尔和艾琳的强烈不满。后来，他无法拒绝出版此书，同意让步，自己给左派读书会版本写序，以此驳斥了他所认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不公正的评述。奥威尔害怕读者会误认为自己的书代表了3个人的观点（戈兰茨、斯特拉切·和哈罗德·拉斯克），成为左派读书会“政策”的代言，1月11日，他又写了一篇短小的文章，论述了对于社会主义“弊病”的看法，同时对苏联工会“鼓吹”的工业主义以及把苏联人民委员描述成“匪徒”的“极度轻率”都做了阐述。相比于奥威尔对于典型的社会主义者观点“我对于各种种族的社会主义者都有广泛的接触，但我感觉这个整体还是建立在一个误解的基础上”来说，戈兰茨对其第2段自传性的开头更感兴趣（“实际上，我知道没有哪个中产阶级在书中如此直白地揭示自己是如何不体面地被抚养并形成对自己广大同胞的认识的”）戈兰茨的介绍是一段辉煌时期的描述：思想崇高、真诚、痛苦地意识到对于忠实作者和主题的责任，同时又因为对苏联革命的成就如此外行受到质疑而感到极度沮丧。很显然，尽管这些书能很快地出版，艾琳仍然一直盯着戈兰茨。她在一个月里寄往摩尔办公室的信中表明很感谢书能很快出版，但校对要在出版社进行（以便她要24小时看）并且希望不做太大的“修改”。1937年初的其他信件中，艾琳附上了奥威尔来自前线的消息。奥威尔有空从西塔默寄来一张明信片，流露出对当地农民恬淡生活的羡慕之情，即使在房屋几乎被炸弹完全毁坏，他们仍然能平静地生活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艾琳透露，奥威尔对于被提升为下士并不觉满意，因为他不得不很早就起床召集卫兵。然而也能获得补偿，那就是“在防空洞里饮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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