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象》也表现出模糊性——充满了多种意图、有意识地大量描述，不能把它固定于某一时期或者某一地点，都是非直接表现，就像奥威尔的其他著作一样。（《在缅甸的日子里》中的弗洛里向伊丽莎白叙述几年前他屠杀一头大象的故事时，伊丽莎白“毛骨悚然”。）乔治·斯图尔特声称，他在毛淡棉的俱乐部里看见过一张凶猛的大象要途经此处的告示，告示促使奥威尔借来一杆长枪，要去追捕大象。可是，他的这个回忆可能并不准确。他也坚持认为，他被调往卡沙是一种惩罚，理由是他文明用语了警察总监韦尔布恩上校提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记录表明仅仅是发生在欧洲人之间关于奥威尔所作所为是否正确的一场争论）。韦尔布恩是一个不明智的犯重婚罪的人（他在与第二任妻子离婚前就与第三任妻子结了婚），他认为副手“没有什么优点”，当然有权力把副手支走。另外一个与奥威尔同时代的人记得在《仰光日报》有一篇关于这个事件的报导。是的，确实有这样一篇报导，时间是1926年3月22日。然而，主角并不是奥威尔，而是E.C.肯尼少校，亚美辛分局的警官，他射杀了一头大象，因为这头大象在泰特康东边5英里的地方弄死了一个人，“村民们为此而欢天喜地”。肯尼少校非但没有被上司申斥，结果倒被提升为警察局副局长。
《绞刑》和《猎象》是象征性的速写，只有几页长。奥威尔对缅甸的看法只有在《在缅甸的日子里》才有完整的叙述。在此书首次出版近70年后重读一下，就会觉得《在缅甸的日子里》是一本奇怪的书：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东方”小说——明显受到了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Maugham(1874—1965)，英国小说家，因洞察而怀疑人类的善良与智力，作品基调愤世嫉俗，著有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大吃大喝》等，其短篇小说尤为脍炙人口——译者注]的影响，但是承载了太多的象征性饰品。主角弗洛里是一个30几岁的清醒现实的柚木木材商，未婚(尽管他有一个缅甸女人玛拉美)，虽然厌倦当地的一小撮欧洲人，却又不得不同他们打交道，他发现能与之进行文明对话者也是他长篇大论的听众竟是一家印度医院的医生范若思瓦密。更糟糕的是，弗洛里有一块文明用语他形象的、隐蔽的胎记。一直喝烈性酒的拉肯斯蒂恩先生的侄女、芳龄20的伊丽莎白来到克雅克泰达，给了弗洛里想入非非的希望，可怜的是，贵族军官弗罗尔中尉横插一杠、夺其所爱。同时，克雅克泰达受着当地一位肆无忌惮耍弄阴谋诡计的要人所控制，此人叫尤波英，他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欺贫凌弱，臭名远播。弗洛里在一次起义中表现英勇，抵抗着弗罗尔中尉的进攻，但是，起义失败，伊丽莎白抛弃了他；而就在这个时候，尤波英的新娘子、即被弗洛里抛弃的玛拉美正在克雅克泰达的教堂里举行婚礼，成为全城人注目的焦点。弗洛里开枪自杀。
所有这些叙述都伴随着对英国统治罪孽的解剖、对沉溺于威士忌的酒鬼肖像和感染整个俱乐部的业余幽默家形象都作了惟妙惟肖的描绘。然而，最突出的却是语言的丰饶和夸张：一场华丽俗气的文明用语动竟会危险到失控。在前面的章节里就有尤波英在平房的走廊上吃早餐的描述：仆人的脸使人想起“咖啡牛奶冻”，尤波英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帕纱，在太阳底下熠熠闪烁，“像一块发亮的光滑的杏仁糖”。在欧洲人俱乐部的花园里，一个缅甸仆人“像一只吮吸花蜜的大鸟”穿过花丛。随后，书中用两页的篇幅来描绘一只蜥蜴紧紧地贴在弗洛里家的墙上，“像一条有着纹章图案的龙”；婆娑的细雨“像闪闪发亮的白色石油”；鸽子的咕咕声“使人昏昏欲睡，是一种令人麻木的瞌睡，绝非催眠曲”。在书的结尾处，作者惯用的比喻手法并没有贬低比尔兹利[Beardsley(1872—1898)，英国插图画家，画风受新艺术曲线风格和日本木刻的粗犷特点影响，代表作有王尔德的剧本《莎乐美》的插图——译者注]的审美观：野营的篝火“像红色的冬青树”一样飞舞；尤波英蒌叶色的牙齿在灯光下“像红色的锡箔”一样发亮；弗洛里和伊丽莎白所划的那条独木舟在水面缓缓行驶，“像一根长长的弯针穿过绣品”。最后，作者用来描述事情的比喻越发令人意想不到：月亮从云层后面升起，“仿佛一个生病的女人蹑手蹑脚爬下床”；暴风雨像骑兵部队的一个个班一样一阵接着一阵地扫过天空。这些语言表明了缅甸赋予奥威尔的语言想像力的影响，也有着“一个现代主义者”的语言标志。如果这本书中还有少许过时的审美感觉的话——像理查德·勒·加利英在19世纪90年代所写的诗中反映出的东西——那么，10年后都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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