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奥威尔生命中的两个部分成为一个整体——他寻找一个可以提供给他赞助的组织，支持他去西班牙。他开始访问在国王大街的共产党总部，并且向哈里·波立特，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申请。考虑到共产党和戈兰茨的亲密关系和奥威尔是一个明显的共产主义支持者，波立特早已接受了奥威尔政治上改变的正式宣言。至少，得到关于奥威尔是否想加入国际旅的答案——奥威尔回复说，他宁愿到了那里再决定——他建议奥威尔从巴黎的西班牙大使馆去西班牙，这是一条安全通道。奥威尔没有被阻拦，用了他与独立工党的关系并且得到了在巴塞罗那的代表约翰·麦克奈尔的信。独立工党的总书记，佛那·布莱克威，记得奥威尔到达独立工党总部时他的状态是十分好战的。奥威尔承认，这次经历可能会成为他的一本书的素材，但是，他现时的目标是与佛朗哥作战。快到圣诞节时，他离开了英国，去了法国。有一些特别的故事：奥威尔充满希望地对杰克·康芒说，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假如每个人都去西班牙杀死一个法西斯分子，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法西斯分子了；当他到达《新英语周刊》的办公室时，他严肃地告诉编辑菲利普·麦瑞特，“必须要做点什么”。还有一个经久不衰的传说，他和艾琳把家里的银物都拿去典当了，作为他去西班牙的费用，但同时告诉布莱尔一家，这是用作雕版的。有一点很清楚，尽管奥威尔晚些时候声称，他当时去西班牙只有一个很模糊的为报纸写文章的想法，然而，在他的脑中却有着一个更加明确的目的：战斗。
奥威尔和犹太人
1933年2月，维克托·戈兰茨收到一封S.M.利普赛先生的来信，后者是《巴黎伦敦落难记》一名读者。然而来信并非褒扬。他在信中指出，“这本书的好与坏我根本不愿做任何评价，”“但使我震惊的是，一本对犹太人极尽侮辱、令人厌恶的书竟是由以戈兰茨为名的公司出版的。”随后，言词更为激烈的信件接踵而来——戈兰茨并非一个轻易能受到侮辱的人——甚至还有法律行动的威胁，但最终都被平息了。尽管如此，这些阴影还是影响到奥威尔早期作品对犹太人以及后来犹太国家建立的整体态度。这一点，在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私下对奥威尔葬礼的一段奇怪描述中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马格里奇对当时葬礼上有这么多犹太人感到好奇，他认为奥威尔“本质上是极度反犹太主义”的。
奥威尔后来的作品显示出对犹太人或者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对“犹太”这个抽象概念的极大兴趣。在其他方面，他还为《当代犹太人记录》写了一篇长篇文章《英国的反犹太主义》，关于犹太人主题的评论（包括对于萨特的“反犹太人画像”的评述）以及一些“如我所愿”专栏的文章，这些文章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反犹太人歧视问题的产生。奥威尔的朋友托斯科·菲维尔后来对这些文章做了仔细的研究，把其中关于犹太人的思想分为三类。一方面，奥威尔对于他所感受到的反犹太人激烈情绪的震惊。另一方面，他又急于表明这些支持反犹太人的观点是非理性的，通常只是无异于对经济不满的发泄。菲维尔相信还有第三方面，即奥威尔也不安地意识到公众发泄情绪也必须是有原因的。烟草商队伍里的那个人，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嘲弄“上帝特选的民族”，这也不是没有任何缘由而发生的。似乎对奥威尔而言，反犹太主义必定有一个解释，然而这种动机却被误导了，或者说原因还不确定。
相关背景还是有章可循的。30年代的英国小说充斥着回忆起来我们会记下的对犹太人贬低、诋毁的描述。同样，小说的作者们，他们当中包括沃、格林、普里斯特利也会嘲笑对于反犹太主义的诋毁。当有人在《人类之后》首次出版60年以后，指出有关书中一处对犹太人的描述时，安东尼·鲍威尔坚定地回答说，这不过是当时的创作罢了。回顾一个世纪前英国的文学作品，就像进入了一个充满对犹太人极尽侮辱的狭隘的小圈子，例如“低级、令人厌恶的犹太人”（出自特罗洛普），“怪异而滑稽的犹太老”（出自萨克雷）。奥威尔偶尔也会注意把“贬低犹太人”和反犹太主义区分开来，前者显然已频繁地出现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中作为虐待和情感的恶意宣泄。奥威尔意识到了这种传统的存在，并多次提及并婉转地进行了谴责。然而奇怪的是，他的早期作品中也有一次对犹太人极为激烈的描述，这甚至会让比S.M.利普赛更不敏感的人都感到震惊。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D.J.泰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