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疑惑在战争第一阶段背景中极为明显。在一般反抗进行到将近6个月后，西班牙被划分为民族主义地区和共和主义地区。佛朗哥向马德里发起进攻，马德里是当时的首都，直到共和政府匆忙撤退到后来的政府所在地巴伦西亚。佛朗哥此次的进攻被陷于停滞，但此前民族主义者从南至北取得了几次有意义的胜利。在战争进行几周内，很明显的是，无论在西班牙发生什么，都不会有什么留给西班牙人自己。作为一个民主选举的左翼政府，吉罗政府已向邻国法国请求援助。法国社会主义者总理勃鲁姆对此深表同情，但是在战争前几周内，向南船运的少批飞机却被法国内阁部门中止了。勃鲁姆建议，所有欧洲政府一致采取不干涉政策。这个一致政策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会使冲突两极化，变成两个极端意识形态的竞争。一方面，在仅有的最基本的海外援助情况下，苏联的政策很显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此刻，俄国外交政策进入了一年左右的“人民阵线”阶段，这种策略用于抵抗支持受极权威胁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法西斯主义。从单纯的地域背景来看，这起到了帮助西班牙共产党的作用，西班牙共产党是在议会中仅占有17个席位的小规模政党，但这不是其主要目的。历史学家至今仍就苏联在西班牙战争中的准确性质及苏联参与战争的真实目的持有争议，可是，随着俄国援助，俄国政府代表1936年开始不断涌入西班牙，这个策略中至少有一方面是确定的：它无意推动任何意义上的社会革命。
随着国家大部分基础结构不断瓦解，地方城镇相继做出各自的安排，战争前6个月中，在共和派控制的大部分区域这项策略确实已经取得了这种效果。由于受到政府的武装支持，一些组织在36年7、8月最初的抵抗中集聚了共同的力量。例如，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全国劳动同盟以及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马克思联盟工人党属于反斯大林主义的左翼，他们抓住了瓦解现有社会结构的机会。对整个西班牙共和主义而言，进程并不均衡，正如奥威尔不久后发现的那样，在加泰罗尼亚却受到了乡村农民和城市工人阶级的热烈支持。奥威尔不大确定的是，中层阶级是否处于很低的地位。与此同时，36年9月初，包括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内的、一个真正的人民阵线政府形成并由佛朗西斯科·拉戈·卡布莱罗总理领导，佛朗西斯科以前是个粉刷匠，7岁辍学，后来成为西班牙最大的工会劳动者同盟领袖。在这把包括产业家、地主、基督教派在内的抵抗联盟的巨伞之下，潜藏着巨大的分歧。部分左翼联盟（尤其是马克思联盟工人党及小部分社会主义团体）认为，全力进行社会革命才是斗争的关键。更多的人却倾向于反对革命的中间党派——西班牙社会主义党向来比较保守、主张改良——因而与共产主义政策相符。因此，共产主义影响超出了所有政党议会代表或普遍支持的比率。热衷于缓和联盟革命倾向的卡布莱罗却因为共产主义者指责其没有能够有效地推进战事而感到愤怒。
奥威尔正是在这种西班牙内部混乱、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来到了巴塞罗那的。当时，他对于战争造成的极度复杂的政治局势不大了解，一心只想消灭法西斯主义。那些他后来关于西班牙政治的观点在此时才刚刚开始形成。到达加泰罗尼亚的中心之后，他就立即投入到马克思联盟工人党支持者的行列中。但是，正如他所承认的，最初他还是同情那些至少看起来想把事情完成的共产主义者。然而，他也立即感受到人民阵线联盟中的巨大分歧。对辛克莱劳特而言，当时依附于国际分队中德国共产党派的一个团体，这些现象从初秋以来他就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在与女朋友度假期间，辛克莱劳特来到巴塞罗那的主要大道兰布拉斯大街最南端的一所旧房子的咖啡桌旁，他们刚坐定就有一支麦克风从阳台上降下来，一位女士拉过一把椅子就介绍自己说是来自真理电台（“唯一一家依据现实而非虚假”的电台）的记者。在闲聊了几句关于阿拉贡阵线进程情况之后，辛克莱劳特表明自己还没准备好接受访问。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里是马克思联盟工人党电台”，这位女记者突然插道，“我们不仅相信自由，而且正在实践自由”，采访显然已经开始了。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之后，辛克莱劳特只有匆忙撤离。
回顾起来，西班牙充满了无数不同寻常的象征和体验，也使奥威尔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所遭遇到事情的重大。在巴塞罗那的列宁兵营，即前一年夏天被接管并重新命名的骑兵指挥部，发生了一件事情。奥威尔在加入民兵部队的前一天，一位意大利民兵以为他是英国志愿者，（激动地与他握手，久久说不出话来）。这次会面也许是奥威尔所有诗中“意大利士兵和我握手”引用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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