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进门后开始探究他的表情，对她的无声问话他做出了回答。“杜瓦尔答应做手术。不过，伊迪丝-穆尔会同意吗？奇怪，一天了，也没见她有任何表示。”
“也许她丈夫根本没告诉她。”
“我不信。不过，也有这种可能。你能不能替我找一找穆尔太太？如果她出去吃晚饭了，就给餐厅挂个电话，告诉她晚饭后我在医务处等她。”
“我有她的电话号码，在我的房间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住在加利亚-伦德里斯旅馆，我尽量和她取得联系。”
克莱因伯格坐着翻阅穆尔太太的病历，直到听见埃丝特敲门才起身去开门。
“我和她通过话了，”埃丝特说，“她现在在自己房间里，今晚不准备到医务处。她问你能不能去她住的旅馆。她感觉不好，正躺着休息。”
“告诉她我马上就去。”
克莱因伯格穿上外衣，检查了一下医药包。他不明白伊迪丝-穆尔感到不适的原因，是她丈夫告诉了她真相，还是肿瘤在作怪？
几分钟后克莱因伯格就会把一切弄清楚。不过，无论是哪方面的原因，此行都不是他向往的出诊。
他闷闷不乐地叹了口气便出去了。
伊迪丝-穆尔身穿白色上衣和海军蓝裙子，脚上套着长简袜，穿着整齐地躺在一张双人床的绿色床单上，注视着克莱因伯格博士。他给她检查完后，站在桌旁开处方。
“照处方服药，”他说，“可以缓解病痛。”
他把椅子拉到床边，把处方递给她，然后松了松自己的外套。
“我的病怎么样，大夫？”她想问明白，“我有好几年没有像现在这样虚弱了。”
“会告诉你的，”克莱因伯格说。俩人的目光相遇，“你知道，我和你丈夫谈过你的病情。”
“我知道你和他谈过。我是说，昨天晚上我看见你们一起离开了餐厅，我以为那只是一般社交，”她眨了眨眼，“谈到我了，谈些什么？”
“这么说穆尔先生没告诉你我们谈话的内容？”
她慢吞吞地回答说：“是的，他没说。”
“我觉得要是他先告诉你，事情会好办一些。现在看来，只好由我直接去办了。”
“为什么？你是指给我治病？”
“是的，”克莱因伯格只得硬着头皮说出了事实真相，“恐怕这是个坏消息，你的体内又出现了肿瘤，清晰可见。透视表明属恶性。事实就是这样的，必须认真对待才行。”
这样的话，他对病人说过许多次。在类似的情况下，这是他的专业生涯中最痛恨的一件事。对患者进行检查、化验、诊断，这些他都责无旁贷。可是作为医生，要他面对面地把坏消息告诉病人，从感情上和为人上讲，那是再糟糕不过的了。
他告诉她了，接着看她的反应。通常情况先是一阵揪心的沉默，随之泪流满面；有时候是怀疑、辩解，不由分说地愤怒抗议，但更多的是一蹶不振、情绪动荡。
克莱因伯格等候发作，但她没有。伊迪丝-穆尔茫然的脸上没有一丝肌肉抽动，她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后直盯着天花板，她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盯着天花板。
这样持续了一分钟。最后，她才正眼看他。
她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你有把握吗？”
“有把握，伊迪丝。”他显得很随便，第一次用她的名字称呼她，“不会有错的。”
她舔了舔自己干瘪的嘴唇，又一次默不作声。当她再开口时，与其说是对克莱因伯格还不如说是自言自语，“奇迹女人，”她不无酸楚地说，“肿瘤又出现了，我并不曾奇迹般地痊愈过。”
“我想是那样。”
“你不愿证明我已经痊愈是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治好过。你跟贝里耶大夫谈过吗？”
“还没有。”
“鲁兰神父呢？”
“也没有。”
“他们总是告诉我，你只作常规检查。每一个大夫，三年了，都宣布我已经奇迹般地痊愈了。你对此作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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