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利兹烦透了督察官节外生枝的离题话，“最新的消息就是——没有怀疑对象。”
“因为压根儿就没有线索，”封丹督察官喋喋不休地说。“我倾向于认为，一个陌生人从街上窜进来，企图抢劫杜普雷小姐。她进屋时正好撞上他，也许她想制止那个人，他就杀死了她，然后逃掉。”
“如果真是抢劫，总要偷些东西吧。那套房子是吉塞尔的朋友女招待多米尼克的，吉塞尔在那儿没什么东西。多米尼克已清点了自己的财物，也告诉过你一件东西也没少。”
“也许那抢劫者受阻，没来得及拿东西就逃掉了。”
“也许吧，”利兹附和道，但“决不可能”才是她真正想说的话，这个糊涂透顶的笨家伙。
“令我们感到为难的是，”封丹督察官继续说，“杜普雷小姐熟悉每一个人，而且人人喜欢她。这儿的人没有理由去杀害她。”
利兹刚要合上记录簿，转而一想问道：“会不会不是本地人？也许是外国人？一个外国的朝圣者或者游客什么的？”
“唉，你看这事多麻烦，”封丹督察官无可奈何地说，“因为杜普雷小姐的工作，她是导游，给许多旅游团当过导游，里边有很多外国人，但他们都是来去匆匆。”
“她与什么外国游客交过朋友吗？”
“没有，除了——”封丹督察官若有所思，利兹却很怀疑他居然也会思索。“现在你提到这事，嗯，确实有个外国人跟她很熟。当时我被迫去塔布，通知死者的父母——这是个麻烦差事，可不得不去做——我待在那儿，问杜普雷的父母，他们的女儿最近遇见过什么人没有。对她的旅游团里那些游客们的情况，他们一无所知。可我确实记得他的父亲提到过一个朝圣者，是个外国人，美国人，曾到他们家借宿，他们的女儿帮那个美国人乘车去了卢尔德。他的名字叫……”封丹拉过他面前的一个马尼拉纸合页夹，打开翻过几页纸，“他叫塞缪尔-塔利，纽约一所大学的教授，来卢尔德的目的是为了治病。杜普雷先生认为他女儿并不了解那个美国人。而且，杜普雷先生还说，那个美国人名声很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找到这位塔利先生问问，可等到我们弄到他的旅馆地址时，他已离开了那里，于昨天晚些时候乘飞机去了巴黎。我们例行公事，请巴黎保安局继续寻查，但毫无用处，无法找到塔利先生的住址。据说他已返回纽约，尽管在乘客表中没见到他的名字。当然，也许是航空公司一时疏忽。”
“你不会怀疑这位塔利先生吧？”
“我们没怀疑塔利，也不怀疑任何人。调查到现在，我们还没找到任何嫌疑犯。”
利兹终于下定决心，“啪”地关上记录簿，塞进手提包里，笑着说：“多谢了，占用了你不少时间，督察官。如果你有了什么线索，请立即给我打电话，我将非常感激。”
封丹立起身，也许是希望利兹能记住他，他把她送到门口。
离开警察总部大楼，利兹走到杜卜拉特男爵大街的人行道上。这儿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是卢尔德最热闹的地方。利兹差点儿撞到两个正准备走进大楼的人身上。
这俩人中，有一个年轻的法国金发姑娘，一把拉住利兹的胳膊。“芬奇小姐，你好吗？我是米歇尔-德玛里奥特——”
“对了，新闻局的。你好。”
米歇尔把身材矮小的年轻同伴介绍给她，他的肩上挎着一包照相器材。“这位也是你的同行，来自巴黎，《巴黎竞赛画报》的帕斯卡尔先生，也许你们认识？”
“恐怕不认识，”利兹边说边同摄影师握手。
米歇尔继续用她那惯用的商人口吻说：“我猜你正在找什么有趣的新闻吧？”
“没一点儿新玩艺儿，”利兹叹息道，“看来没发生什么新鲜事儿。”
“只有一件可怕的事。你听说吉塞尔-杜普雷的事了吗？你还记得她吗？我看见你们一块儿在奇迹餐厅吃饭来着。你听说她出事了吗？”
利兹沉下脸，点点头。“是的，我听说了。我吓坏了。”
“真不敢相信，”米歇尔诚挚地说，“太可怕了，特别是现在，她的前景非常光明。就在出事的前一天，吉塞尔还给我打过电话，说她打算在闲暇时写点东西。事实上，她真的得到一家杂志的合同，写一篇有关那个颇有名气的S国外长的文章——你知道吗，就是季霍诺夫——她在联合国见过他。吉塞尔需要一张季霍诺夫的照片，而我记得帕斯卡尔曾专门飞到纽约去拍过他的照片，所以我给他去了电话，让他从巴黎随身带些季霍诺夫的艺术照片来。他带来了，前天吉塞尔取走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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