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相当忙，肯也是如此。他们只在晚上或周末约会，见面时几乎有一多半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他们在性生活方面十分和谐，一周至少做爱四次，由于肯善于体贴而且富有经验，他们每次做爱都妙不可言。
一年前，两人的关系最后确定下来，互相都难分难舍，他们决定尽快结婚。肯的父母伯纳德-克莱顿和海伦，克莱顿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希望在教堂举行正式婚礼。不过，肯和阿曼达却对结婚仪式并不那么看重。阿曼达的父亲是明尼苏达州人，信仰天主教，但很开明；而阿曼达的母亲却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婚礼决定在今年八月举行。
然而，一天傍晚，肯在参加手球赛的中途突然垮了下来。他的右腿竟不能站立，只得退场。他的腿，确切地说是大腿疼痛难忍。这是发生在六周以前的事。惠特尼博士，克莱顿家的外科医生，曾请来许多专家为肯检查、会诊，作了X光透视、化验。最后的结论是，肯患了恶性毒瘤，或者说骨癌症。由于骨组织的恶性变化，它逐渐扩散至右大腿股骨，病情会慢慢恶化，肯会失去行动能力，需要拐杖帮助，最后将依靠轮椅。一般说来，骨癌是不治之症，可能治愈的办法有三种：外科手术、放射治疗、化学疗法。上述三种方法对肯来说是否可行，专家们的意见是肯定的。惠特尼医生开始为进行一次成功的手术作准备。可是结果却不容乐观，有很多情况是难以预料的。但是成功的希望也不可排除，实际上，也没有别的可以选择了。
由于外科手术已经安排好，将在最近进行，肯和阿曼达的婚礼日期也只好往后推迟，谁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呢？
阿曼达思考着这一切，不禁万分沮丧。她觉得自己像一个寡妇，可她还没作过新娘啊。
不过，使她聊以自慰的是还有这次手术，不管怎样，仍然存有一线希望。
“斯潘塞小姐，”她听见接待员说，“惠特尼医生现在就见你。”
女接待员把过厅的门打开。阿曼达拿着手袋站起来，进了门。她穿过短短的走廊，走进惠特尼医生的私人办公室，并随手把门关上。她暗自纳闷，惠特尼医生约她见面会商量什么事呢？她似乎已经预感到是某种不吉利的事。
惠特尼医生已从他桌后的座椅上站起来。“斯潘塞小姐，”他说，示意她坐在办公桌前面的一张椅子上。惠特尼医生总是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印象，让病人和家属信心倍增。他四方大脸，额头有一些皱纹，两鬓的头发已变白，显得和蔼可亲。不同于商业电视上出现的那些冒牌医生的形象，惠特尼医生总能让人感到他具有经验、智慧和权威性。
待阿曼达坐好后，惠特尼医生也在皮椅上坐下，关上放在桌上的病历夹，直截了当地说：“斯潘塞小姐，我想我们最好面对面地谈谈。我想谈谈有关为肯动手术的情况。我希望这样冒昧打扰你，不会让你感到不便？”
“没有比肯动手术更重要的事了。”
“我知道他同你谈过这件事，眼下我们只有这唯一的选择。”
“他只对我说了一点点。手术能否成功不敢担保，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决定动手术。我很高兴他作出这种选择。对此我很赞同。”她犹豫了一下，“手术成功的可能性怎样？”
惠特尼医生开始回答，显然每句话都经过斟酌，“动手术还有治愈的可能，但不动手术却毫无希望。骨癌治疗，最近有所进展，令人欢欣鼓舞。不过，我担心的是，这种进展还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地步。大约一年前，我读过一篇由巴黎的莫里斯-杜瓦尔博士写的论文，他设想使用一种新的治疗法，运用遗传工程学进行手术和移植。虽然就此而言，他的实验十分成功，但眼下只用于哺乳动物，而不是人。我曾同一些本地有名的外科医生讨论过这种治疗法，他们也知道杜瓦尔的突破性实验，但是他们都认为，目前还不能运用于人类。由于时间相当紧迫，我们不能等待，我们只有选择手术，替换恶性肿瘤所在的右腿组织。有时候，治愈效果相当好。”
“有时候。”阿曼达小声重复这个词。
“让我说得具体些，”惠特尼医生说，“一切取决于患者的病历。如果在继续恶化以前，尽快动手术，肯定会有希望——有30％的机会能根除癌细胞，恢复正常功能和生活。不过，据统计数字表明，仍然有70％失败的可能性。尽管如此，我得重复一遍，眼下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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