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分钟的亲切交谈，我们得知她叫爱娃，英语讲得不好，托宾不在家。
贝思对她说：“他的车子都在车库里。”
“他回来后又走了。”
“去哪儿？”贝思问她。
“开船走了。”
“船？”
“对。”
“什么时候？有多久？”
“时间不长。”爱娃说。
“你肯定吗？”贝思又问。
“对，我看着他走的。”她指指窗户外面，“船从那开走的。”
“独自一个人？”
“是的。”
我对爱娃说：“站到窗户边来。”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
我说：“那船——朝哪边开的？哪条路？”我挥着双手示意道。
她指着左边说：“那边。”
我看看海湾，显然那艘“金秋”号赛艇从停船处向东开走了，但水面上除了海浪什么也看不到。
贝思问我：“他为什么要开船出去？”
我答道：“或许去处理杀人凶器。”
“我觉得他可以选好一些的天气。”她又转向爱娃问道，“他走了有多久？十分钟？还是二十分钟？”“也许有十分钟，也许不止。”
“往哪儿去了？”爱娃耸耸肩，“他说今晚就回来；叫我待在这儿不要怕，可我感到害怕。”
“只是一场热带风暴。”我提醒她。
贝思拉着爱娃的手领她到卧室外面，然后下楼进了厨房。我跟在她们后面，贝思对她说：“你必须待在底楼，远离窗户，知道吗？”
爱娃点点头。
贝思又说：“找出蜡烛、火柴和一手电筒。如果你害怕，就去地下室，好吗？”
爱娃点点头，起身去橱柜里取蜡烛。
贝思想了会，问我：“这种天气他会去哪儿？”
我说：“他应该在酒厂设法保护好自己的产业，但他不会乘船去那儿的。”我对爱娃说，“你亲眼见到他上船的吗？是吗？”
“对，我看见他上了船。”
“他带什么东西吗？”我做了下手势，“手里提着？”
“有。”
“什么？”
对此爱娃却闭口不想回答。
贝思问：“他带了什么？”
“枪。”
“枪？”
“对，大而长的枪。”
“来福枪？”贝思做出瞄准的姿势。
“对，来福枪。”她伸出两个手指说：“两枝。”
贝思和我对视了一眼。
爱娃又说：“还有挖地工具。”这回轮到她做手势了，是挖地的动作。“挖掘。”
“铁铲？”
“对，铁铲，从车库里拿的。”
我思索片刻又问爱娃：“盒子吗？带的是大盒子吗？”
她耸耸肩。
贝思对我说：“你怎么想？”
我说：“嗯，我觉得托宾不会带着两枝来福枪和一杆铁铲去钓鱼。”我对爱娃说，“钥匙，钥匙在哪儿？”
她把我们带到墙上的电话机边，电话旁边是个钥匙板。托宾这个强迫性洁癖狂把所有的钥匙都用绳子分别串好。我发觉克里斯工艺游艇的钥匙不见了，但“方程式303”的钥匙还在。
当我正在考虑自己下一步的大胆行动时，爱娃说：“下楼，去地窖。”
我们都朝她看着，爱娃指着厨房尽头的一扇门说：“他下了楼，楼下有东西。”
贝思和我彼此看了看。
显然，托宾先生并非完美的雇主，爱娃乐于有机会将他供出来——尽管我看到她眼中的恐惧，这种恐惧比飓风更令她害怕。我肯定如果不是因为会在自己家里发现死尸而有所顾忌的话，托宾可能早已除掉了爱娃。
我走到门口转动把手，门被锁着。我刚抽出消防斧要砸，贝思说：“等一等！这样做我们需要有充足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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