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继续朝房子走去，上了甲板顶层，在距那两个粉笔画出的尸体几英尺的地方停下来，贝思正对着朱迪的位置，我对着汤姆的。我说：“戈登夫妻俩还向前走了几英尺，一分钟或不到一分钟后才死，这时他们看见什么了？”
贝思凝视着粉笔画的尸体轮廓，接着又看了看前面的房子，玻璃门和她的左边及右边，这才开口道：“他们继续向前面二十英尺的房子走去，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想逃离。他们还是并排走着，除了前面的房子，周围没有隐蔽处，而没有人能从房子那么远的地方开枪射中目标的头部。他们一定认识凶手，或者没有对凶手产生戒备。”
“说得对。我想凶手当时正躺在躺椅上，假装睡着了，所以没下来跟戈登夫妇打招呼。戈登夫妇认识凶手，也许汤姆还冲他或她喊，‘酶，起来帮我们搬埃博拉疫苗箱。’也可能是说炭疽疫苗箱或钱箱。于是，那家伙站起身，打着哈欠，向前走了几步，快到戈登夫妇面前时拔出手枪，射中他们的脑袋。是不是这样？”
贝思答道：“可能。”她绕过尸体位置，站在凶手站过的位置上，离粉笔尸体轮廓的脚不到五英尺。我移到汤姻当时站的位置。贝思举起右手，用左手握住右腕，指着我的脸说，“砰！”
我说：“他们被射中时没拿着箱子，要不汤姆被击中后箱子会从他手中飞落。汤姆和朱迪是先把箱子放下再遭枪击的。”
“我不能肯定他们是不是带着箱子。那是你的推测，不是我的。”
“那船上的箱子呢？”
“谁知道？哪儿都有可能。约翰，看看那两具尸体，靠得那么近，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抢着一个长四英尺的箱子。”
我看着尸体位置，贝思的话不无道理，但我说：“他们可能先放下箱子，再向前走了几英尺，走近躺在躺椅上或站在这儿或从推拉门里出来的凶手。“可能吧。不管怎么说，我想戈登夫妇认识凶手。”
“同意。”我回答道，“凶手和戈登夫妇在这儿的相遇不会是偶然的。凶手在房子里朝戈登夫妇开枪比在外面甲板上容易，但他选中了这儿——他就是在这儿开枪射击的。”
“为什么？”
“我能想到的惟一原因是他的手枪是登记过的，一旦成为嫌疑犯，他可不想子弹被找到去做弹道测试。”
贝思点点头，望着远处的港湾。
我接着说：“如果在屋里，子弹可能会嵌进某个地方，他可能无法抹去弹痕，所以他选择用大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头部，子弹直接从射出口落入港湾。”
贝思又点点头：“像这么回事。”她又说，“这种推测倒是改变了凶手的可能形象。他不是拥有未登记手枪的吸毒鬼或杀手，他没有来历不明的枪，而是个拥有登记过的手枪的好公民。你是不是想这么说？”
我答道：“这能解释我在现场的发现。”
“所以你想要当地拥有注册武器的人的名单。”
“是的。”我说，“大口径，登记在册，而不是非法违禁武器，可能是自动手枪而非左轮手枪，因为左轮手枪不可能不发出声音。我们就从这个推断下手吧。”
贝思问：“一个拥有注册手枪的守法公民哪儿去弄到一个非法的消声器呢？”
“问得好。”我把我能想到的凶手可能具有的形象特征又过了一遍，说，“这个案子就是这样，每出现一个合理推断总有个疑点让它卡壳。”
“是啊，”她说，“普拉姆岛有二十校点四五口径自动手枪。”
“不错。”
我们讨论着，想把案情串起来，努力想像自己处于昨天下午五点半而不是今天下午五点半。
透过玻璃门我看见一个穿制服的南侯德镇警察，但他没有看见我们，就走开了。
沉思了五分钟左右，我对贝思说：“小时候，我常跟家人从曼哈顿来这儿，我家是标准美国式的，爸爸、妈妈、吉姆哥哥和林思姐姐。我们在哈里叔叔的维多利亚式豪宅旁租了一间小屋，总在那儿过两个星期，差点给蚊子咬死。我们找到了有毒的常青藤，鱼钩弄到了手指上，还晒坏了皮肤，但我们肯定还是喜欢来这儿，因为每年我们都盼着到这儿来，这就是柯里一家每年的南侯德一曼哈顿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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