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了想，然后回答：“这名字很耳熟。我想我曾在什么宴会上见过他。”
“他是安很好的朋友。我希望你见见他。”
“当然。”
我带着约翰走到肯特的面前。他站在人行道上，正与他手下的几个军官交谈，其中包括我刚认识的多伊尔少校。我打断他们的谈话，对肯特说：“肯特上校，这是安的弟弟约翰。”
他们握了握手。约翰说：“是的，我们确实见过几次面。谢谢你参加葬礼。”肯特好像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但朝我瞥了一眼。
我对约翰说：“肯特上校不仅是安的朋友，还对我们的调查提供了极大帮助。”
约翰-坎贝尔对肯特说：“谢谢你。我知道你正在尽力而为。”
肯特点点头。
我说了声“请原谅”就离开了他们，让他们俩继续交谈。
人们也许会认为，在受害者的葬礼上，把嫌疑犯介绍给受害者的兄弟是欠妥当的。但是如果说在情场和战场上可以不择手段，各显所长，那么，我想，在谋杀案调查中更应如此。
比尔-肯特正站在深渊的边缘。我当然认为，无论是什么行动，只要能使他抬脚迈出最后一步跨进那个深渊，都是正当可行的。
人群慢慢散开，走向各自的汽车。我看到亚德利父子俩，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女人。那女人看上去跟他们俩都有血缘关系，也许她就是伯特的妻子，同时也是伯特不很远的一个亲戚。我想，亚德利的家谱上没有很多的分支。
我看到卡尔在跟鲍尔斯少校交谈。这个即将被开除的犯罪调查处官员脚跟并拢，不停地使劲点着头，活像一只上错了发条的玩具。卡尔是不会在圣诞夜、在生日宴会上、在婚礼上，或是类似的喜庆场合开除他的，但在葬礼上，他或许会考虑这么做。
辛西娅正在与福勒上校夫妇和坎贝尔将军夫妇交谈着，我很佩服她的这种能力，我总是尽量避开这种场面。这种场面总使我感到很尴尬。
再看看安生前那些众所周知的情人。我见到了威姆斯上校，这位军法参谋，他的妻子没有来。还有年轻的埃尔比中尉，他在这里显然不知所措。他竭力表现出一副又悲伤又坚强的样子，同时留意着身边那许多高级军官们。
辛西娅拍拍我的肩膀，说：“该走了。”
“好吧。”我向停车场走去。
赫尔曼上校跟我们走到一起，随后，我们遇见了穆尔上校。他手里拿着一沓打印纸，显然是在找我。我把穆尔介绍给赫尔曼。穆尔伸出手来，可赫尔曼装作没看到，并用一种异样的目光审视着他。我这辈子都不希望别人用这种眼光看我。
然而，穆尔上校很迟钝，他不会在意的。他对我说：“这是你要的报告。”
我接过材料，学着我的指挥官的样子，没有对穆尔表示感谢，而是对他说：“今天我会随时找你，不要和联邦调查局的人谈话，也不要和肯特上校谈话。”
我跨进我的车，发动起来。空调启动之后，辛西娅和卡尔上了车。我们上了小教堂路，加入了往南向乔丹机场前进的一长溜车队。
辛西娅说：“葬礼办得很漂亮。”
卡尔问我：“那牧师的事，你能肯定吗？”
“是的，长官。”
“这个地方是否没有秘密可言？”
我回答：“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她可不是个言行谨慎的人。”
辛西娅抗议道：“我们是否必须在这个时候谈论这件事？”
我对她说：“我们的指挥官有权在这个时候，或任何时候了解他所需要的任何信息。”
她扭头看着窗外，没有吭声。
我从后视镜中瞥了卡尔一眼。看得出，他对我的粗鲁无礼有点吃惊。我对他说：“死者的西点戒指在调查中一直没有发现，但我刚才在她的手指上看到了它。”
“真的？可能是件替代品。”
“可能。”
我们经过博蒙特庄园，又经过心理训练学校，后来又绕过贝萨尼山，然后来到了步枪射击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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