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关上灯，我们两人离开了卧室。辛西娅又把贴着广告画的门关上。我在工作台上找了一管木胶，把那扇门开了个小缝，将一滴木胶涂在门框上，这也许管用。但你一旦发现地板面积少了一块，你就会设法找到那儿，如果你没有发现，那广告就好像原来贴在那儿一样。我对辛西娅说：“连我都差点受了骗，那些宪兵会有多聪明呢？”
“这不是聪明不聪明的问题，而是一个空间感知的问题。如果他们发现不了，警察来了也许会发现。”她又补充说：“可能有人想要那张广告画。我想我们要么让宪兵队把里面的东西搬到犯罪调查处的研究室去，要么地方警察局来封门之前我们和他们合作。”
“我看这两条都办不到，我们冒险试试，秘室的事咱俩要保守秘密，行吗？”
她点了点头：“好吧，保罗。也许你对此事的感觉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从地下室出来，熄掉了灯，关上了门。
回到前面的休息厅，辛西娅对我说：“我看你对安-坎贝尔的感觉是正确的。”
“啊，如果我们发现一本日记或狂热的做爱记录，我想那是很幸运的。我的确没想到有个秘密的门，就像《包法利夫人》中所写的那样，这个门通向了侯爵为包法利夫人装饰的房间。”我又说：“我想我们大家都需要一个自己的空间。如果我们都有自己的空间能自由自在地行动，那么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这可要取决于行动手册，保罗。”
“的确如此。”
我们从前门出来，钻进了辛西娅的汽车，离开了维多利街，当我们快到基地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几辆军用卡车。
辛西娅开着车，我望着车窗外陷入了沉思。太奇怪了，真是太奇怪了。这种奇怪的东西竟然就在一张印着热情洋溢的女郎的广告画背面。这让我想起了一种很贴切的比喻：耀眼的勋章、笔挺的军装、严明的军纪、高尚的荣誉、许许多多可望不可即的大人物……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现象，只要再深入一点，打开一扇关键的门，就会发现里面全是像安-坎贝尔的床一样粗俗下流的东西——
辛西娅边开车边看着安-坎贝尔的通讯录，我看她根本不好好看路，便说：“把它给我。”
她把通讯录扔到我的膝盖上，并用手势提醒我必须认真对待它。
我翻了翻，发现封面是皮革的，已经很旧了。纸的质量很好，上面的字体也很工整，每一行记着一个人的姓名和地址，其中有好多地方被划掉了，又填上了新的。其中有两栏标着“阵亡”的字样。总之，这是一本典型的职业军人的通讯录。上面记下了时代和世事的变迁。虽然我知道这是一本公开摆在办公桌上的通讯录，决不是我们要找的那种小黑本，但是我知道，即便这样，这里面的某一个人也肯定了解一些我们要了解的情况。如果给我两年时间，我非要挨个儿将他们审问一番不可。显然，现在我要做的只能是把这个小本子交给弗吉尼亚福尔斯彻奇犯罪调查处总部，我的顶头上司卡尔-古斯塔尔-赫尔曼上校，他会按通讯录的地址发信到世界各地调查处，然后收回一大堆审问记录，堆起来比他这个令人头痛的条顿人还高。这样或许他就不会再干预我这个案子了。
顺便谈谈我的老板吧。卡尔-赫尔曼出生在德国，离法兰克福附近的一个美国军事基地很近。他像好多因战争而失去了家的孩子一样，被美国军队当成了能带来吉祥的人。他为了养家，加入了美国军队。多年前，美国军队中有许多德国人，其中有不少人后来当上了军官，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军官在职。总体看来，这些军官还是很称职的，美国军队能有他们也算是一种荣幸。但在他们手下工作的人可就不那么荣幸了，因而经常牢骚满腹。卡尔这个人工作效率高，富有献身精神，品德高尚，而且说话办事都很得体。我所知道他犯的唯一错误是他自认为我很喜欢他，他错了。但我敬重他，我也会永远信任他，实际上，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朗了，这个案子必须尽快了结，否则好多人的事业和声誉都要因为与此案有关而毁于一旦。
我希望这次谋杀最好是一个10年前有过犯罪记录的非军人干的，但我也有一个最坏的设想……唉，已经有些迹象表明，这设想是有一定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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