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的确也有穿军装的时候。在部队总部交给我一项新任务时，我被授予一个相应的军衔，同时发给一套合适的军服。我带着任务去需要调查的单位报到，然后就四处奔波，去追寻我的目标，搜集足够的证据，回去交给军法署署长。
要做一个密探，必须什么都会干。我本人什么都干过，从厨师到化学战专家——尽管在部队里这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准尉有4个级别，我是最高的一级，第1级。我们都屏息等待着国会批准我们再往上晋升个两级。我们有些人因等得过久已窒息而死了。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特别犯罪调查处的一员，这是一个精英荟萃的机构，不过我使用“精英”一词时犹豫了一下。我们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我们都是些久经考验、经验丰富的老将，不但能巧捉罪犯而且能个个准确定罪。使我们与众不同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有打破部队的繁文缛节的特殊权力。特权之一就是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逮捕任何一个军人，不管他的官有多大。我并不想马上运用这个特权去拘捕任何一个有关的将领，但我总想看看我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我正准备实践一下权力。
我的固定工作岗位在弗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的犯罪调查处总部，但我为了办案却不得不跑遍全世界。游览、冒险、闲散，精神和肉体的挑战，有时头头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一个男人还有什么要求呢？哦，当然有，那就是女人。这种要求也是有的。在布鲁塞尔时并非我最后一次找女人，而是最后一次让我感到此事关系重大。
不幸的是，有些男人是通过别的途径，如强xx或谋杀来寻求刺激，满足欲望。就是在那个闷热的8月的夜晚，在佐治亚州的哈德雷堡发生了这样一起奸杀案，受害者是安，坎贝尔上尉。她是外号叫“好战的约瑟夫”的约瑟夫-坎贝尔中将的女儿。更不幸的是，她年轻漂亮，聪明而有才干，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她是哈德雷堡的骄傲，是部队中受宠爱的人物，是征兵时的广告女郎，是一个尊重女性的新型部队的发言人，还是海湾战争的功臣等等等等。因此我听说她被奸杀的消息时并没感到特别震惊。她自找的，对吗？当然不对。
我在军官俱乐部的欢乐时刻对此事还一无所知。实际上在我和辛西娅谈话、和那位上校聊天时，安-坎贝尔上尉还活着，正在离我们50英尺远的军官俱乐部餐厅吃饭，吃的是色拉、鸡块，喝的是白葡萄酒和咖啡。这是我在后来的调查中知道的。
我到达了活动房屋集中地，把车开进了那个松树林，停在一个离我的住房还有一段距离的地点。我在黑暗中沿着一条铺有腐烂木板的小路向前走去。有几座无人住的小屋零散地分布在那片开垦地的周围，但大部分地方是空地，地上还有一些水泥板，这上面从前曾有近百所活动房屋。
现在这儿依然还有电灯、电话，还有一口井供应用水。我在水里加上苏格兰威士忌就可以喝了。
我开了房门，走进去，打开灯，屋内厨房。餐室和起居室三合为一的结构便看得清清楚楚。
我脱下外套，解下领带，打开收音机，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就坐在了固定在地板上的扶手椅上，开始慢慢喝了起来。
如果有人想了解这个特别的活动房屋集中地，它还有个名字，叫“低语松林”。它是60年代末几位有事业心的退役中士，看到亚洲的战争毫无结束的迹象而兴建起来的。哈德雷堡是步兵训练中心，当时住满了战士及家属。我记得这块“低语松林”住的全是结了婚的年轻战士。这儿有的是酗酒，有的是无聊，但没有钱；战争的云雾使未来暗淡，前途未卜。
美国人的理想不该是这个样子。男人打仗去了，其他的男人深夜从狭长的活动房子后边频频潜入卧室。我当时也住在这儿，也打仗去了，有个男人就占据了我的位置，夺去了我年轻的妻子。这已是好几次战争以前的事了，以后又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事。唯一难忘的苦涩就是那个杂种还牵走了我的狗。
我读了几本杂志，又喝了几杯啤酒，时断时续地想起辛西娅来。
我通常还会有比这更多的消遣，可是不能忘了，我必须清晨5点钟准时赶到训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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