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是谁？”
我把他拉到离技术人员远一些的地方，说：“一个叫查尔斯-穆尔的上校。你们要比较的就是他的车印。穆尔的办公室也在心理训练学校里。他是被害者的上司。我正打算查封他的办公室，等获准后把它搬到这儿来。”
辛西娅走过来说：“在此期间，考尔，请比较一下穆尔上校发刷上的指纹和从安的车上发现的指纹，再比较一下垃圾袋和袋内物品上的指纹。”
“好。”他想了一会儿，接着说，“如果这个穆尔上校认识被害者的话，即使指纹吻合，也不能最后认定他在现场。他有足够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他的指纹会在安的手枪套上或者在她的车上。”
我回答说：“我知道，但是对于他在垃圾袋上留下的指纹，或者在第5射击场留下的车辙印他就很难解释了。”
考尔点点头。“还有，你需要去确认一下他在案发那段时间内是否在现场。”
“对。所以我想让你比较一下发刷上的指纹和你在帐篷桩上找到的残缺不全的指纹。如果我们有了他的车辙印和足够的指纹，那么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就会更紧了，对吧？”
考尔点点头。“对，你是侦探，可确定谁是罪犯还是靠我。但你根本不知道我这两天干了什么。”他转身走向那些正在研究指纹的技术人员。
辛西娅对我说：“如果我们审问穆尔，用这些证据指控他，他很可能会承认这是他干的。”
“对。但如果他说他没干，那么我们就会被送上军事法庭。不管法庭判决是一个美国上校勒死了将军的女儿(68)，还是准尉布伦纳和森希尔抓错了人，放跑了真正的凶手，都是法庭的耻辱和军队的耻辱，都会因此而臭名远扬。所以我们要屏息加以提防。”
辛西娅思考了一会儿，问我：“如果所有的证据都证明是穆尔干的，你还有什么疑点吗？”
“你有吗？”
“疑点？是的，我有。我真是不能想象穆尔和安-坎贝尔两人一起做了那样的事。我无法想象是他勒死了安。他的样子像个在咖啡里下毒的坏蛋，而不像一个动手杀人的罪犯。”
“这也正是困扰着我的问题。但是你不知道……可能是她叫他这么做的，是她恳求他杀了她的。我曾经看见过这样的事情。就我们所知，穆尔有可能用的是换脑药，这药他可以利用工作之便搞到。”
“很可能。”
我从辛西娅的肩上看过去。“现在执法官来了。”
肯特上校正穿过飞机库向我们走来。我们走过去迎上了他。他问：“有什么新情况吗？”
我答道：“罪犯快找到了，比尔。我正等着指纹和车辙印的鉴定结果。”
他的眼睛瞪得很大。“你不是开玩笑吧？是谁？”
“穆尔上校。”
他好像在考虑这件事，接着点了点头。“合乎情理。”
“怎么合乎情理，比尔？”
“嗯……他们关系密切，他也许会有机会。我相信他干得出来。他很古怪。我只是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问肯特：“给我讲讲坎贝尔上尉和将军吧。”
“哪个方面？”
“他们的关系密切吗？”
他盯着我的眼睛，说：“不密切。”
“说下去。”
“嗯……也许我们可以另找个时间来谈。”
“也许我们可以到福尔斯彻奇去谈。”
“嗯，别威胁我。”
“哎，上校，我是谋杀案的调查人员。你也许觉得受到某种社会的压力和职业的约束，但你大可不必。你的责任只是回答我的提问。”
肯特看上去不太高兴，但我用肯定的口气告诉他要放下包袱，这好像又使他轻松了许多。他向飞机库的中心走去，我们跟在后面。他说：“好吧。坎贝尔将军不赞成他女儿从事军事工作，不赞成她同那些男人交往，不赞成她住在基地外面，也不同意她跟像查尔斯-穆尔那样的人往来。可能还有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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