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重要的程序编制到孩子七岁时完成。它们包括种族观念。性观念、道德观念、宗教观念和民族观念等。陀螺仪已经设定，任由孩子们围绕其预定的轨道旋转。
大脑控制。
那些同社会习俗一样简单的事情又怎么样呢？遇上某人要握手怎么样呢？坐电梯脸朝前呢？从左侧超车？右手拿酒杯？人们为固定社会交往所需的琐碎习俗数以百计——去除其中的任何一种习俗，你就会引起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安。
人们需要大脑控制，他们为大脑有控制而感到欣慰。没有控制，他们便会陷入无望的迷茫境地。
但是，让一小撮人试图解决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失控的暴力——突然间引来了四面八方的抗议声：大脑控制，大脑控制！
控制还是不加控制？何者更好？
她在四楼走出电梯，在过道里与几个警察擦肩而过，走进她的办公室。安德斯在里面，他挂上电话，双眉紧锁。
“我们刚刚开始出现转机，”他说。
“哦？”她的烦恼在一阵期待中消失了。
“是的，”安德斯说，“但是我真是该死，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事？”
“本森的相貌说明及照片在城里散发，有人认出了他。”
“谁？”
“市政厅建设与计划处的一个办事员。他说本森十天前去过。建设与计划处存有城区内所有公共建筑的详细档案，而且他们还掌管着某些建筑法规。”
罗斯点点头。
“本森去核查一幢建筑的具体细节，他想核实有关电气的图纸。他说自己是电气工程师，还出示了一些身份证明。”
罗斯说：“他家里的两个姑娘说他曾回去取了些图纸。”
“大学医院，”安德斯说，“他有整个医院的全部线路系统的图纸。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八点钟的时候，她站着都在打瞌睡。她的脖子酸痛，脑袋发胀，她意识到她已别无选择——要么睡上一觉，要么完蛋。“假如需要我，我在地板上睡觉。”她告诉安德斯，说完便离开了。她沿研究室的走廊而去，经过几个穿制服的警察。她没有再去注意他们，她记得走廊里好像自始自终都有警察在场。
她朝麦克弗森的办公室里瞧瞧。他坐在办公桌后，头斜靠在肩上睡着了。他的呼吸短促而不协调，听起来好像在做恶梦。她轻轻关上门。
一个勤杂工从她身边走过，端着装满的烟灰缸和空咖啡杯。看到一个勤杂工做清扫工作，她感到奇怪。这景象在她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事情有点不寻常，肯定出了什么她还不清楚的问题。
这事情困扰着她，但她最后还是随它去了。她累了，她的脑子糊涂了。她来到一间治疗室，里面空无一人。她走进去，关上门，在检查台上躺了下来。
她几乎是倒下去就睡着了。
休息室里，埃利斯看着十一点钟新闻节目中出现的自己。他上电视一半是出于虚荣，一半是出于病态的好奇。格哈得也在里面，还有里查兹，还有安德斯警官。
屏幕上，埃利斯眯眼望着摄像机，一边在回答一群记者的提问。麦克风死命朝他的脸上伸过去，他显得很平静。这很使他得意，他觉得自己的回答合情合理。
记者们问了他一些有关手术的问题，他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接着有个记者问：“为什么要做这次手术？”
“病人，”埃利斯答道，“深受间歇性暴力行为发作之苦，他患有器质性脑病——他的大脑受了伤。我们正在设法治好它，我们正在设法制止暴力。”
没人能对此提出异议，他想。作为礼貌的回答，即使是麦克弗森也会对此感到满意的。
“大脑受伤和暴力有关这种情况多吗？”
“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况多不多，”埃利斯说，“我们甚至不知道大脑受伤的情况多不多，但我们最乐观的估计是有一千万美国人有明显的脑损伤，还有五百万有不明显的脑损伤。”
“一千五百万？”一个记者说，“就是说每十三个人中有一个。”
真够快的，埃利斯想。他后来算出来是每十四个中有一个。
“差不多吧，”他在屏幕上答道，“有二百五十万人患有大脑性麻痹，有二百万人患有惊厥性紊乱，包括ＡＤＬ患者。有六百万人精神发育不全，可能还有二百五十万人患有运动过度行为错乱症。”
“所有这些人都是暴力者？”
“不，当然不是。大多数是绝对安静的。但如果你检查一下暴力者，你会发现其中患有脑损伤的人占有极高的比例。肌体脑损伤，我们认为肌体脑损伤通常是暴力的动因，这一看法与许多关于贫穷、歧视及社会不公正的理论是相对立的。当然，那些社会因素可能会助成暴力，但肌体脑损伤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你无法用治疗社会病的方法来治疗肌体脑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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