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让银行停止兑付那张支票。”波拉德说。
“不，”班茨说，“他一兑成现金，我们就上法院指控他犯有欺诈、勒索等罪。我只是不想让阿西娜知道他还在城里。”
“我将加强对阿西娜的保卫工作，”波拉德说，“不过，要是斯坎内特发疯了，真想伤害她，那也不管用。”
“他是虚张声势，”班茨说，“他第一次没有伤害她，现在怎么会真下手呢？”
“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吧，”波拉德说，“我们破门进到他房里。能猜出我们搜到什么了吗？一罐硫酸。”
“哦，该死，”班茨说，“你能报告给警察吗？也许可以报告给吉姆-洛西。”
波拉德说：“家中藏酸液并不犯罪，破门而入却是犯罪。斯坎内特可以把我送进监狱。”
“就当你什么也没告诉我，”班茨说，“我们也没进行这次谈话。把你知道的都忘掉。”
“一定，班茨先生，”波拉德说，“我提供这些情况，甚至也不跟你收费。”
“多谢，”班茨以讽刺的口吻说道，“保持联系。”
斯基皮-迪尔向克劳迪娅介绍了情况，并本着制片人可以吩咐编剧的原则，向她作了指示。
“你一定要千方百计地讨好阿西娜，”迪尔说，“你要卑躬屈膝，你要大哭大叫，你要神经失常．你要让她记住你作为她真挚的朋友和同事，为她所做的一切。你必须让阿西娜回来拍片。”
克劳迪娅跟迪尔比较随便。“为什么叫我呢？”她冷冷地说，“你是制片人，迪塔是导演，班茨是洛德斯通的厂长。你们去讨好她吧。你们比我有经验。”
“因为这一直是你的项目，”迪尔说，“是你尝试写了原始剧本，是你找了我，还找了阿西娜。要是电影拍不成，你的名字将永远和这次失败联系在一起。”
迪尔走后，办公室里只剩下她一个人时，克劳迪娅知道迪尔说得有道理。她在绝望中想起了她哥哥克罗斯。唯有他能帮她的忙，能帮她解决博兹的问题。她憎恶拿她和阿西娜的友情作交易的念头，她知道阿西娜可能拒绝她，但克罗斯决不会拒绝她，克罗斯从未拒绝过她。
她给拉斯维加斯华厦大酒店打了个电话，得到的答复是：克罗斯这几天要去夸格。这就使她记起了她一直想忘却的童年生活。她决不会往夸格给她哥哥打电话。她决不会心甘情愿地与克莱里库齐奥家族发生任何联系。她决不想再记起她的童年时代，决不想再回忆起她父亲，回忆起克莱里库齐奥家族的任何成员——
早在150多年以前，克莱里库齐奥家族就在西西里确立其惨无人道的传统。在那里，克莱里库齐奥家族为了跟一敌对家族争夺一片森林，展开了20年的搏斗。那敌对家族的族长唐-佩特拉-福伦扎，苦苦奋斗了85年，患了中风，正气息奄奄。医生预言，他一周内即将毙命，克莱里库齐奥家的一个人闯进病人的卧房，将他一刀刺死，并大叫：这老家伙不配安静地死去。
唐-多米尼科-克莱里库齐奥经常讲述这个老掉牙的凶杀故事，借以表明旧有的方式何等愚蠢，并且指出：不加选择的行凶只是自我炫耀。行凶本是一个宝贵的武器，不可随意滥用，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抱有重要的目的。
而且他还确有证据，因为正是由于太凶残的缘故，才导致了克莱里库齐奥家族在西西里的覆灭。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分子在意大利取得无限权力之后，就深知要铲除黑手党。他采取的办法，一是临时取消了应有的法律程序；二是使用了不可抗拒的武装力量。黑手党被摧毁，数千名无辜的人们也作了牺牲品，跟他们一起入狱或流放。
唯有克莱里库齐奥家族敢于用武力抗拒法西斯法令。他们杀害法西斯地方长官，袭击法西斯警卫队。最令法西斯分子恼怒的是，他们趁墨索里尼在巴勒莫演讲时，偷走了他那从英国进口的、被他视若珍宝的常礼帽和雨伞。正是这种农夫式的打趣和羞辱，使墨索里尼在西西里成了人们的笑柄，最后也导致了这个家族的毁灭。该省聚集了大批的武装部队。克莱里库齐奥家族有500人被当场杀死，另有500人被发配到地中海用作流放地的荒岛上。只有克莱里库齐奥家族的核心人物幸免于难，他们把年轻的多米尼科-克莱里库齐奥送到了美国。在这里，唐-多米尼科证明了血统的重要性，建立了自己的帝国，他所展示的狡黠和远见，远远超过了他在西西里的祖宗。但他始终牢记，没有法纪的国家是最可怕的敌人。所以，他喜欢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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