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Gestaltpsychology，此一学派系由德国学者魏德迈、柯夫卡与库勒等人于1912年左右所创立。他们认为任何经验或行为本身都是不分的，每一经验或活动都有它的整体型态。
诺曼本人却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在他看来，在美国社会中，人们愈来愈以群体方式进行工作，而不是个人自行其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个人主义已被无休止的联席会议以及集体决议所替代。在这种新型社会中，他觉得集体行为似乎更加重要，而不是变得无足轻重。而且他认为，焦虑并不是一种借助几颗药就可以治愈的生理疾病。在他看来，如果一个社会中最常用的药物是安定剂，那么按照定义，这个社会就存在大量没有解决的问题。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日本人的管理技术产生了新的看法，诺曼的研究领域才又重新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人们对安定剂的依赖开始被认为是公众关注的头等问题，于是，人们对用药物来治疗焦虑这整个课题又重新加以考虑。然而在此之前，詹森还有好几年的时间感到自己仿佛处于一潭死水之中（他有几乎三年时间拿不到科研经费）。延聘、找房子，成了实实在在的难题。
也正是在1979年末，他的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华盛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有一名态度严肃的律师开始和他打交道。这位律师跷着二郎腿坐在那儿，还不时神经质地往上拉他的短袜子。他告诉诺曼，他是来找诺曼帮忙的。
诺曼回答说，他一定尽力帮助他。
那位律师还是不停地往上拉袜子，一面说，他想和诺曼谈谈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一个十分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
诺曼问他是什么问题。
“简而言之，这个国家对外星人的入侵毫无准备。真是一点准备也没有。”
因为那位律师年纪很轻，说话时老是低头盯着自己的袜子，所以诺曼最初以为，他是由于被派来执行一项傻乎乎的使命而感到尴尬。但是当那位年轻人抬起头来时，诺曼吃惊地看到，他完全是一本正经的样子。
“我们真的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遇到这种事情，”律师说道，“一场外星人的入侵。”
诺曼不得不咬住嘴唇，免得笑出声来。“那也许是真的。”他应道。
“政府官员非常担心。”
“他们感到担心吗？”
“最高当局觉得，应当制订一项计划来防备不测事件。”
“你是指在外星人入侵情况下的对应计划……”诺曼总算设法使自己也保持煞有介事的样子。
“也许是吧。”律师说道，“也许‘入侵’这个词过重了。我们用个缓和些的词儿，叫‘接触’：与外星人的接触。”
“我明白了。”
“你已经参加了民航机坠毁事故调查组，詹森博士。你知道这些紧急状态处理小组有着什么作用。我们希望你对飞机坠毁现场调查组的最佳人选提出看法，以便对付外星人的入侵。”
“原来如此。”诺曼应道，一边在想，怎样才能巧妙地摆脱他的纠缠。这个念头显然荒谬可笑。他只能把它看作是一种转移视线的做法！政府面对着一大堆无法解决的难题，却决定去考虑别的东西。
这时那位律师咳了一声，便提出一项研究课题，还为两年的科研经费报出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诺曼发现，他买房子的机会来了，便一口答应下来。
“我很高兴你也认为这是个相当实际的问题。”
“哦，是的。”诺曼应道。他很想知道，这位律师的年龄有多大。他猜想约莫25岁左右吧。
“我们只需要取得你的安全审查结果就行了。”律师说道。
“我需要接受安全审查吗？”
“詹森博士，”律师边说话，边啪的一下关上他的公文包，“这个项目是绝对、绝对保密的。”
“这样做我不在乎。”诺曼回答道，而且是当真的。他可以想象到，要是他的同事们知道了他要从事的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件事一开始只是个玩笑，但很快就变成了异乎寻常的举动。在第二个年头，诺曼五次飞往华盛顿，去会见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高级官员，讨论外星人入侵这一迫在眉睫的巨大危险。他的工作十分机密。起先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他的项目是否应当移交给五角大楼的国防尖端研究计划局。他们决定不作移交。后来，他们又讨论这个项目是否应当交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他们又一次决定不这样做。一名政府官员说：“这不是一项科学研究，詹森博士，这是一项国家安全事务。我们不想把它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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