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八点钟，我一个人留在美国医院的病房。不许扬留下来。十分抱歉，我这样一口气写下去，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把一件件事实相互关连都弄清楚没有，随它去吧。
有一件事依旧留下来没有动，而这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害怕又开始了。我亲耳听说要重新进行治疗。我知道，这并没有什么，一小口烈酒，不过是一粒朗姆酒心糖。在扬到达特鲁维尔前不久，我曾经注意到在靠近门口的壁橱里，就像注意到其它别的什么一样，有一个酒瓶，我以为那是一个空酒瓶，可是，里面大约还有三指多的苦艾酒。此后有两天我总是想到它，后来，每天晚上，也许八天，十天，都不停地想到它。后来我就把它喝了。过后，扬来了，我叫他去买酒：又开始喝，这是我第三次又开始喝起来。现在，我在这里正处在第三个无酒精可饮的时期。这我已经给你说过。
到达美国医院当天晚上，为了能睡着我寄希望于安眠药，但是到了4点钟，我还是没有睡着。我突然想到：病房里没有一点烈酒，于是我越来越怕，越怕就越是想。很快我想出一个计划，赶到昏迷之前，尽快出去，我知道这一关我是闯不过去的：打电话叫一辆出租汽车，到马约门，到酒吧去喝一杯红酒，再坐那辆出租车回来。神不知鬼不觉。我于是起床，穿上衣服，不要弄出声音来，突然，女护士在我面前出现，她跑来我竟没有听到。我大声喊叫，对她说：“酒精中毒性昏迷，我有危险，你知道。”护士对我说：“夫人，那里有酒，我给你拿一杯来。”这本来已经是通知过的。这是我最后一杯酒，82年10月。
应该永远不要让危险之物落到你的手上。我知道不喝也不行。
我在1984年6月把《情人》交给子夜出版社。接下来我制作了一部影片，其后影片开拍，再后着手写《痛苦》，后来我就病了。《痛苦》出版的那一天，我住在医院里，扬给我带来普瓦罗-德尔佩什①的评论，当时我正在进行人工呼吸。这一次我心智丧失有一个星期之久，和85年4月那一次一样。我发发乎把一个年轻女护士杀掉。剧情十分明确：那天晚上，一方面扬回到家中，我把我的几个指环交给他带走，以免在医院被窃，这类事是经常发生的。我对他说，就这样吧，晚上，扬就去我家，带着指环，就住在那里了。到了半夜，女护士本应前来给我治疗的，可是没有来。我等她一直等到凌晨两三点钟。接着，神志不清了，事情却是一清二楚的，无可置辩，是肯定的：这个女护士和她的几个所谓同事一起到了圣伯努瓦街，杀死扬，夺去我的指环。
①普瓦罗-德尔佩什，法国批评家。
天亮以后，我打开病房的窗子，我喊我要杀人，快来人。没有动静。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叫，听是听到的。我又大喊大叫，我还不停地央求，毫无反应。
第二天清晨，护士来了，我躲在床单下拿着一把刀，这刀是我从家里带来的。女护士惊呼叫人。我同时也狂叫，我要死了，有人杀我。来了一个护理。他被吓坏了。猛扑到我身上，把刀夺走——我也划伤了。
由此开始，我相信我“知道”医院的那些“医生”把我给劫持了。大概经过几个小时，我和他们谈判，说他们如何取得赎金，电话打给谁，报一个数目不要太大，必须按照我在这项罪恶买卖的行情价值几何定出相当的数目。
所有这些胡话，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但可以称奇的是那种逻辑非常清楚，指环与谋杀是贯穿情节。我就是被这种逻辑明显性牢牢钉死脱身不得。
肺气肿发作，也会引起错乱：大脑缺氧，就要出轨，神经错乱。在我发病前一个星期，医院里还有一个青年，他整整一个下午充当一场足球赛的裁判。后来给他输氧，就平服无事了。医生对他说出的一套谚语笑了很久。可是，我害怕，非常怕。别人对你讲你自己，讲你在心智丧失情况下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那是非常可怕的。酒精中毒谵妄，在治疗过程中，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很少一点。我在昏迷状态下是说过朝话，不过，我常常是昏迷几秒钟。相反，治疗后出现的幻觉我却记得十分完整。幻象出现，就是在美国医院开始的。
《印度之歌》变成了一条船。无所谓，就在这里再重复一遍。上尉的女人住在对面屋顶壁炉烟囱上。她是金发女人，色泽红润，有两个蓝眼睛。她仅仅把头伸出在烟囱之外。上尉与她相距有两米，在另一个壁炉的烟囱里。他和他的女人处境一样，都被挤压在烟囱里面。有一天，刮起大风，女人的头破碎，像玻璃一样。我看了非常气愤。有上万只乌龟以一种精确的方式像一本本书那样排列围在屋顶四周。到了夜晚，龟须返回檐槽下面地方去。这些形象比现实的还要清晰，好像从内部发光一般。这许多乌龟各就各位准备过夜需要经过许多个小时的时间，一个个循序滑下去。自然的构成竟是如此鄙陋粗劣，也让我非常气恼。这些乌龟各就各位需要这么长时间，这么困难，以至有不少乌龟一整天在原地蜷缩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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