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什么人说，你喝得太多了，永远是为时已晚，太迟了。“你喝得太多”。这样说不论在什么场合都是牵强的，令人不快的。谁是酒鬼，他本人根本不知道。在百分之百的场合下，人们听到这样的消息，都认为是一种冒犯，他说：“你对我说这个，那你是对我心怀不满。”至于我，对我这样说，可我早已病入膏育不可救药了。在这里，我们都处于根本不容许动一动的空间范围之内。人们听任许许多多人死去，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我相信服用麻醉品不存在这种引起公愤的事。毒品完全把服用毒品的个人从人类隔绝开来。毒品并没有把一个人抛到外面去，丢弃在街上，也没有促成一个无处栖身的流浪汉。酗酒，那倒是在街上，在收容所，还有其他许多酒鬼。服用毒品，为时很短，很快就死掉，患上失语症，无声无息，紧闭门窗，僵在那里不动。不喝酒，就得不到任何慰藉。自从我不再喝酒，我对我曾经酗酒总是怀有体恤之情。我的确喝过好多好多。后来他们跑来帮助我，这时我就讲我的故事，喝酒的事，我闭口不谈。很简单，简单得简直让人无法置信，真正酗酒的人，无疑是最单纯的人。处在这样的境地，假装痛苦那才是痛苦。流浪汉并不是不幸的，说这种话未免愚蠢，因为他们从早到晚十足24小时都在酩酊大醉之中。他们所过的生活，除开大街，便无处可活。1986年至1987年冬季，他们宁可面对死亡、严寒的危险，也不愿去领取收容所过夜发放的一公升红葡萄酒。人人都在研究他们为什么不愿进收容所，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最难熬的并不是夜里的几个小时。如果患有顽固性失眠症，那显然最为危险。家里不应存有一滴滴。有一类酗酒者仅仅是从喝一杯葡萄酒开始，我就属于这一类。我可不知道医生给我戴了一顶什么帽子。
那就好比一座发电厂在运转中，一个酗酒者的人体，仿佛各个不同部分由人身全部连结起来组成整体。脑居于首位，这就是思想。首先是在思想上，其次是身体，他认为那就是幸福。因为有所得，于是，一点一点渗入吸收，于是，上路——是这个词：上路了。一段时间过去，就会有所选择：一直到无知无觉，主体正身丧失，或者停留在幸福初露端倪的状态之下。每一天，都可以说是死去了，又可以说还活着没有死。
全世界都在谈论第六区①的那些赏心乐事，对此，我可没有那个福分。
①即拉丁区。“塔布”、“两个烟蒂”、“花神”、“利普”、“四季”均为巴黎第六区有名的咖啡馆，也是作家、艺术家经常出入之地。
“塔布”，我相信我大概去过一次，也许两次，不，我不认为我竟去过两次。我去“两个烟蒂”、“花神”很少很少。自从我写出《广岛》①出了名，那也就告一结束，对那个要命的露天座只有退避三舍。我常去“利普”，那是因为费尔南德斯②一家人。不过“四季”我是去的。
①指杜拉的电影剧本《广岛之恋》（1960）。
②尔南德斯：法国作家，以巴尔扎克研究著名。
为什么呢？因为骄傲。我个子非常之小，所以个头大的女人去的地方我就避开不去。我的衣着每天都是老一套。我只有一件裙服，黑色的，战时穿的那件，什么地方都穿，都行得通。我常常像年轻人那样为不合“潮流”而深感羞愧。总之，因为种种原因，我这一生都让羞愧笼罩在下不得解脱。
一生之中，去“塔布”或“两个烟蒂”，一转眼就变得为时已晚，去不成了。公众聚会的场合，或者是跳舞，以我所有的时间看，我是说，作为女人，这一切，转眼之间，就宣告结束了。
先是在永隆①，以后才是河内。我曾经讲到永隆，河内没有。永隆，我曾经讲过，是交趾支那偏僻地区的一个居民点。地处乌瓦洲平原，我想，这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片多水之地。那时我才八至十岁，发生了一件事。有如惊雷，或者是像是宗教信仰。在我这一生，竟有这种事发生。我已经活到七十二岁，依然像是昨天发生的事：居民点的林荫小路，在歇晌的时间，白人居住区，道旁开满金凤花的大街，阒无行人。河水也在沉睡。于是她乘着她那辆利穆新黑色汽车驰过。她的名字大概叫安娜一玛丽·斯特雷特②。又叫斯特莱泰。她是行政管理区行政长官的女人。他们有两个孩子。他们是从老挝迁到这里来的，她在老挝曾经有一个年轻的情人。全部都在这里了：就像《印度之歌》③中所写的那样。那个年轻人留在老挝没有走，他们是在那个居住区相识的，在湄公河上游很远的北方。就在那个地方他自杀死了。在琅勃拉邦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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