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作为一位美国作家，克莱顿也并非一直从客观的角度看问题，读者可以感觉到他字里行间涌动着一种潜在的敌视日本的情绪，这在他连篇累牍地描述日本对美国的经济侵略中可以看出来，如果说格雷厄姆对日本有一种居高临下式的误读，那么康纳则对其有一定程度的“镜像式误读”，这是美国人长期存有的对日本，或对其它东方民族的戒惧心理在作祟。日本人在经济上的确表现得咄咄逼人，但实际上其大部分商业行为都是合法、规范的，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占了上风。美国人又如何呢？一位美国读者指出，“微软”、“耐克”、“麦当劳”的所作所为比起日本公司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日本人与日本公司并不一定就有共同的特征，公司行为毕竟不能和个体行为划等号。事实上，笔者在英特网上找到几十位普通美国读者对该小说的看法，他们对其探案情节和高科技的描写几乎一致叫好，但对克莱顿的“经济学”并不赞同，因为他们切身体会到，美国仍是经济之最强者，美国的高科技产业走在日本前面，美国的经济学、数学等基础研究保证了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而日本的“泡沫经济”如今正在衰败，日本在地价处于顶部时买下的大批美国地产现在正又被美国以廉价购回。现在看来美国才是这场贸易战的真正赢家。《升起的太阳(3)》写于1992年，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美国人的心理，它所渲染的情景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对未来的担心，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美国人所具有的忧患意识。
当然，总体而言，克莱顿在小说中所努力追求的是不同文化的沟通。他提到：“70年代，日本每年派到美国来的学生有15万，都是来研究了解美国的。而我们每年到日本去的学生却只有200人。”任何文化如果不与其他文化接触都不可能发展，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是文化修养的要素。展望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新格局是不同文化之间经过相互碰撞后达到对话和某种程度的共融，而不应该像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声称的那种紧张的“文化冲突”。不同民族只有相互尊重、理解别的民族的文化身份，才能要求别的民族尊重、理解自己的文化身份。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经济的繁荣才有可能。毕竟，世界正在走向全球化，沟通、融合正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在这个硕大的“地球村”里，居民们要能够互谅互让，唇齿相依。人们在各个方面都有赖于彼此更紧密的协调，更紧密的合作和交流，并建立更合理而有力的制度架构，以便实现各国各民族的人民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精神质量的共同提高。狭隘的贸易战、掠夺式的经济发展将越来越不合时宜。繁荣不可能只水远停留在日本或美国这一方水土上，那也不是一种长久的繁荣。
太阳不管在哪儿升起，都是属于全人类的。
当时，我在卡尔弗城我的公寓里，正坐在床上。电视机是打开的，但我关掉了声音。实际上，我正一边看着莱克尔队的一场比赛，一边试图记住我那套日语入门教程上的词汇。
夜晚十分静谧。8点钟左右我就安顿女儿睡了。我把盒式磁带录音机放在床上。录音机里传出一个女人活泼的声音，她正念着“你好，我是警察。我能帮助你吗？”、“请把菜单给我看看”之类的句子。每念完一句，她就停顿一下，以便我用日语重复一遍。我吃力地、结结巴巴地跟着重复。下面她要念的是“蔬菜商店已经打烊。邮局在什么地方？”诸如此类的话。我尽量集中思想，但也难免开点小差。“早志先生有两个孩子。”
我模仿着说：“早志先生有两个……孩……”我诅咒了一句。这时，那女的又念起下一句来了。
“这酒一点也不好喝。”
我的教科书摊开放在床上，旁边放着我给女儿重新拼排好的“笨先生”拼板。那边是一本相册，还有一些她两岁生日晚会上拍的照片。米歇尔的生日已是4个月前的事了，不过我还没把它们放进相册。我得跟上那录音才行。
“下午两点钟有个会议。”那女人的声音说道。
放在床上的那些照片已经不能反映现在的实际情况。4个月过去了，现在的米歇尔已经完全变了样。她长高了，已经穿不得生日晚会上穿的那条连衣裙了——那条价格昂贵的、领口镶着白色花边的黑天鹅绒连衣裙是我的前妻买的。
在这些照片上，我的前妻扮演着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她端着生日蛋糕让米歇尔把蜡烛吹灭，帮她打开各种生日礼物的包装。她看上去真像个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妈妈。实际上，女儿跟我住在一起，很少见着她的面。周末是她看望女儿的时间，可是我的前妻有一半时间是不来的，就连女儿的抚养费她也不按时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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