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指星期四夜里11点钟的事？”肯反问道。他直愣愣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白痴，好像我的口水正顺着下巴往下淌。
我问道：“你认为这是日本人干的？”
“我认为，韦塞尔在为别人效劳。他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下流坯。他为电影公司、唱片公司、经纪人事务所干活，甚至为房地产经纪人卖命。他是个摇羽毛扇的人物。要知道，眼下韦塞尔开的可是梅塞迪斯500SL型豪华轿车。”
“哦，是吗？”
“靠记者的收入用这样的车太奢侈了，不是吗？”
“是呀，一点不错。”
“那么，你得罪了某个人？就在昨天夜里？”
“也许是这样。”
“因为有个大人物要韦塞尔把你搞臭。”
我说道：“这叫人难以相信。”
“你不能不信，”肯说道，“唯一使我担心的是韦塞尔在帕克中心的那个内线。局里有人把内部事务透露给他。你在局里的处境怎么样？”
“我自认为还不赖。”
“那好。因为韦塞尔又在借助于他惯用的伎俩。今天早上我还和我们报社的内部事务律师罗杰·罗斯科谈过。”
“他怎么说的？”
“你猜，昨天夜里是谁心急火燎地找这位律师，还反复问他一个问题？韦塞尔！你想猜一下是什么问题吗？”
我没有吭声。
“他的问题是，担任警方新闻发布官会使某人成为知名人士吗？还有，知名人士是否无法对诽谤提出指控？”
“真是活见鬼。”我说道。
“一点不假。”
“那么律师是怎么回答的？”
“谁在乎怎么回答呢？你知道这一切是如何进行的。他需要做的就是给几个人打电话，对他们说：‘喂，我是《洛杉矶时报》的比尔·威廉。我们明天要发布一条消息，披露彼得·史密斯中尉是个儿童虐待狂，对此你有什么高见？’就这样有选择地打上几个电话，甚至这消息都用不着发表。编辑会删掉这条新闻，然而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我什么也没说。我知道肯对我说的都是真话。这种事我见得不少。
我问道：“我能怎么办呢？”
肯笑了。“你可以安排一次野蛮行动，那是洛杉矶警察的拿手好戏。”
“那哪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张报纸上没人会报道此事，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真可以把他宰了。如果有人录下像来，嘿，大伙儿都会花钱看这个录像的。”
“肯。”
肯叹了口气。“我做梦都想这么干。好吧，还有一件事。去年，威廉在插手《星期日纪事》的人事变动之后，我收到一个匿名邮包。另外还有几个人也收到同样的邮包。不过当时大家都没有对此做出反应。这种做法并不光彩。你感兴趣吗？”
“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肯从他的运动服口袋里掏出一只马尼拉纸做的信封。信封上带有细绳，可以把信封口缠住。信封里装着一长条没有裁开的照片。那些照片上，威利·威廉正在和一名黑发男子亲热。他的头埋在那男子的大腿之间。
“他的脸从哪个角度都无法看得很清楚，”肯说道，“然而，这肯定是他，错不了。他在接待一名向他提供消息的人时被拍了照。这么说吧，他们当时上在喝上一杯。”
“那家伙是谁？”
“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打听到。他的名字叫巴里·博尔曼，是南加利福尼亚的凯泽电子公司在此地的销售经理。”
“这玩意儿对我能有什么用？”
“把你的名片给我，”肯说道，“我把它夹在信封上，然后一起送到韦塞尔那儿。”
我摇摇头。“我不想这样做。”
“这样肯定能使他三思而行。”
“不，”我说道，“这不是我的行事之道。”
肯耸耸肩。“是啊，这样做也许不顶用。即使我们堵住了韦塞尔的臭嘴，日本人也许还会有别的办法。我还是没能搞清楚，昨天夜里的那篇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到的仅仅是‘上峰的命令，上峰的命令。’不知是什么含义，什么含义都可能。”
“一定是什么人写的。”
“告诉你，我无法了解底细，但是，你知道，日本人对报社有很大影响。这不仅仅是指他们所带来的广告业务，也不仅仅是指他们在华盛顿的公关机构的不懈鼓噪，更不仅仅是指他们对政界人物以及党派组织的竞选赞助。这是指所有这一切都在同时起作用，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手段。我们不知不觉地中了糖衣炮弹。我是说，你也许会参加编辑部举行的会议，讨论一篇打算发表的文章，但是突然你却意识到，没有人想冒犯他们。这并非因为这篇报道的正确与否，也并非因为这算不算得上新闻。这不是诸如‘我们不能说那件事，否则他们要抽走广告’的问题。这样针锋相对的问题比那要微妙得多。有时候，我望着我们的编辑人员，我可以猜测到，他们不同意登载某些报道是因为他们感到害怕。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害怕什么。但他们确实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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