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辈，”我讲完后，他说道，“你使我处境十分为难。毫无疑问，你使我看上去像个大傻瓜，而我本应当更清醒些。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
“因为这一切与你毫不相干。”
“后辈呀，”他边摇头边说，“后辈……”
我又在想我的女儿。想着有可能——完全有可能——我无法再见我的女儿——我无法再……
“注意，”康纳说道，“我对你说过，事情会变得令人难堪。相信我的话，现在才是开始。情况可能会变得十分严重。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设法把一切都赶快办完。”
“我本来以为，一切都已办完了。”
康纳叹了口气，摇摇头。
“哪有的事啊，”他说道，“现在，在四点钟你和妻子见面之前，我们必须把一切都安排好。所以我们在那之前务必做好一切准备。”
“老天爷，我看事情已经他妈的办完啦。”格雷厄姆说道。他在好莱坞山间的坂村住宅里来回转着。最后一个刑侦小组的人正收拾家伙准备离开。
“我不知道头儿在这件事上为什么这么容易动肝火，”格雷厄姆抱怨道，“他那么急急忙忙的，刑侦组的小伙子们不得不就在现场完成了他们的大部分工作。不过，感谢上帝，一切都干得无可挑剔。坂村已经在我们的掌心之中。我们在他的床上清理了一遍，寻找毛发——这毛发和在那姑娘身上发现的一模一样。我们在他的牙刷上取下干了的唾液。它的血型、遗传因子和那位死去姑娘体内的精液一致。两者相配的可靠性达97%。是他干的，然后又把她杀死。我们来抓他的时候，他惊慌失措，企图逃跑，结果一命呜呼。康纳在哪里？”
“他在外面。”我回答道。
透过窗户，我看到康纳站在车库旁边，正和巡逻警车上的警察说话。康纳用手对着大街指指点点。他们在回答他的问题。
“他在那里干什么？”格雷厄姆问道。
我说我不知道。
“见鬼，我真摸不透他。你可以告诉他，对他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没有。”
“什么问题？”
“他一小时以前给我打了电话，”格雷厄姆说道，“他说他想知道我们在这儿找到几副眼镜。我们检查了一下，结果是根本没有眼镜。有不少太阳镜，其中两副女式太阳镜。但就是这些。我不知道他干吗要操心这个。怪人，不是吗？他现在又在干什么来着？”
我们看见康纳一直在警车周围走来走去，一会儿又对着大街指指点点。一名警察在警车内，正对着报话机讲话。“你知道他想干什么吗？”格雷厄姆问道。
“不，我不知道。”
“他也许在设法追捕那些姑娘，”格雷厄姆说道，“上帝，我们要是搞到那个红发女郎的身份证就好了。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和他一定也睡过觉。我们本来能从她身上取得一些精液，用以与所有其它的因素进行严格的比较。我简直像个大傻瓜，让那些姑娘逃脱了。不过，妈的，谁知道结果会是那样。这一切发生得那么快。一丝不挂的姑娘，神气活现地跑来跑去。男人就有点不知所措。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她们的模样可不赖，是吗？”
我说她们确实长得不错。
“而坂村什么也没留下，”格雷厄姆说道，“一小时前我和警察局救护队的伙计们聊过。他们在闹市区，硬是把尸体从车里搬了出来。不过我想，他已烧得面目全非啦。验尸所打算去鉴定一下，祝他们运气好。”他闷闷不乐地凝望着窗外。“你知道吗？我们竭尽全力在办这个倒霉的案子，”他说道，“而且我认为我们办得不错。我们查出了真正的案犯。我们干得十分麻利，有条不紊，稳扎稳打。可现在我所听到的却全是日本人的攻击谩骂。见鬼，你怎么也赢不了。”
“唔，唔。”我附和道。
“而且，活见鬼，他们现在可来劲了，”格雷厄姆继续说道，“他们对我拼命施加压力。我接到头儿的电话，要我赶快把事情办完。有一名《时报》的记者来我这儿采访，把陈年老账又翻了出来，胡扯什么1978年我对一个拉丁美洲血统的人可能使用过武力。根本没那么回事。然而这位记者，想方设法要证明，我一贯是个种族主义分子。她的宣传根据呢？昨天夜里所发生的就是一次‘种族歧视’的事件。于是我成了种族主义分子丑恶嘴脸重新抬头的典型。告诉你，造谣诽谤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戏。简直叫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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