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跳下床，跑到窗户前，一队队穿蓝色工作服的人，端着自动步枪，正在桥上巡逻。
象是一个记忆穿过几道墙发出回声。泽维尔明白了，这些武装工人正在保卫街道，但他仍然觉得自己好象忘记了什么，这种事能解释他与眼前情景的联系、他知道，他实际上属于这个情景，由于某种错误，他脱离了它，象一个演员在适当的时候忘记了出场，这台受到削弱的戏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演下去。蓦地，他回想起来了。
就在这一瞬间，他扫视了一眼房间，松了一口气，书包还在那里，靠在墙边，没有人拿走它。他扑过去，把它打开。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数学笔记本，捷克语练习簿，理科课本。他取出捷克语练习簿，从后面翻开，再次松了口气。那个黑头发男人问他要的名单就在本子里——字迹虽小，但很清楚。泽维尔再次为自己聪明的念头感到得意，把这份重要文件藏在练习簿里，前面还有一篇作文，题目是"今年春天是怎样到来的。"
"你到底在看什么？"
"没什么，"泽维尔回答。
"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帮助。你瞧瞧发生了什么！他们正在挨家挨户搜查，把人拖出去，处死他们。"
"别担心，"他笑道。"不会有谁被处死的！"
"你怎么知道？"她反驳道。
他怎么知道？在革命的第一天将被处死的所有人民敌人的名单还在他的笔记簿里：因此，不会有谁被处死的。不管怎样，他对这位漂亮女人的焦虑并非漠不关心。他听见了枪炮声，看见了人们在保卫桥梁，他一心只想着他与同志们曾热情计划过的那个事件已经突然来临了，而他正好睡过了它。他一直在别处另一个房间，另一个梦里。
他想跑出去，出现在穿工作服的同志们的面前，把那份只有他才有的名单交出去，没有这份名单，革命便是盲目的，不知道该逮捕谁，处死谁。但他随即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他不知道当天的口令，他早已被视为叛徒，没有人会相信他。他在一个不同的生活中，一个不同的故事里，再也无法挽回另一个生活，一个他已抛在后面的生活。
"你怎么啦？"那女人焦急地问。
于是泽维尔突然想到，如果他已不能再挽回失去的生活，他至少可以使此刻正在过的生活变得崇高。他望着那位美丽顺从的女人，知道他必须离开她，因为生活在外面，远在窗户的那边，从窗外传来柔和的枪声，就象鸟儿的咕咕声。
"你要到哪儿去？"她叫道。
泽维尔微笑着指着窗外。
"可你答应带我一道走的！"
"那是从前。"
"你是想背弃我？"
"是的。我要背弃你。"
她跪在他面前，抱着他的腿。
他低头看着她，觉得她是多么可爱，要离开她还真有点依依不舍。但是，窗外的世界更加美丽。如果他为此而离开一个可爱时女人，这个世界会因为他付出了背弃爱情的代价而更加迷人。
"你很美丽，"他说，"但我必须背弃你。"
于是他挣脱她的手臂，大步朝窗户走去。
雅罗米尔把他的诗拿给玛曼看的那天，她徒劳地等待着丈夫归来。以后的日子他也没有回家。
玛曼接到盖世太保的官方通知，她的丈夫被捕了。战争快结束时，又来了一份官方通知，大意是她的丈夫已死在一个集中营。
她的婚姻也许是一个不幸，但她的孀居却庄重而崇高。她有一张丈夫的大照片，是他们定婚时候照的，她把它装上金框架，挂在墙上。
后来战争结束了，布拉格的市民兴高采烈，德国人撤离波希米亚，玛曼开始过着一种节衣缩食的生活，这种生活被简朴的美所照亮；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钱已经用光，她不得不解雇了女佣人。阿里克死后，她不愿再买一条狗，而且她必须找一个工作。
还发生了一些变化：她姐姐决定把市中心的住房让给刚结婚的儿子；同她丈夫和小儿子搬到父母别墅的底楼。外婆和孀居的玛曼则搬到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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