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说，有人在问：
“可他到底干了什么？我一直不清楚。”
“他干了最最糟糕的事，可怎么说呢？”
“最最糟糕的事？是杀人吗？”
“深夜里，他朝萨里玛的花园开枪，花园里有麻风病人和狗在那儿过夜。”
“可他杀的是麻风病人还是狗？到底是麻风病人还是狗呢？”
“而且，你知道吗？在拉合尔他的官邸，人家在碎玻璃里还找到了子弹。”
“那些麻风病人，你注意到吗？从远处看，很难把他们和周围的东西区分开，那么……”
刚刚来到加尔各答的人，并不知道，在恒河口的一座空气新鲜的岛屿上，有个非常有名的别墅。这个别墅归法国使馆成员享用。安娜一玛丽-斯特雷泰尔的两个女儿独自穿过花园，人们便问，为何就她俩了，人们很快明白过来。这种现象，尤其发生在炎热得令人恐怖的夏季风期间。
“你听到叫声了吗？”
“是麻风病人在叫，还是狗在叫呢？”
“是狗在叫，或者是麻风病人在叫吧。”
“既然你知道，为何说：是狗在叫，或者是麻风病人在叫呢？”
“我从远处，就像现在透过这音乐，听不清楚是狗在叫，还是做梦的麻风病人在叫。”
“这样说来着，倒也是的。”
傍晚，加尔各答，人们看见她们三人一起，乘坐一辆轿车，车篷折叠在后面，驶过跟前，她们要乘车去转转。大使面含笑容，看着他的宝贝上了车出了大门：他的妻子和女儿要在通往尚德纳戈尔的路上，或者在通往恒河三角洲的路上，驱车兜风。
她的两个女儿，加尔各答的任何人，都不知道她在恒河口的别墅里干什么。据说，她的情人都是英国人，外交圈内人土是不了解的。据说大使本人知道。她从来不在三角洲的别墅里多待几日。当她又回到加尔各答，她那机械的生活又重新开始：打网球，散步，有时，夜晚也去欧洲俱乐部，这些都是别人看得见的。除此之外呢？别人便不得而知。然而，这个加尔各答的女人，她还是忙着的。
人们在疑问：
“这叫人怎么说呢？”
“他干那事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意识到？是不是失去了自控？”
“你瞧，这很难说…她在拉合尔干的事，叫人怎么来说呢？如果他在拉合尔亲手干的事，他本人并不知道，别人又怎么来说呢？”
“深夜，他叫喊起来——站在阳台上。”
“在这里他叫喊吗？”
“从来没有。不过，这里更让人感到沉闷，为何在这里，他不叫喊？”
午夜已过。安娜一玛丽-斯特雷泰尔朝年轻的随员夏尔-罗塞持走来。在他旁边，站着法国驻拉合尔的副领事(24)。她对他俩说，应该跳跳舞，当然如果他们有兴致的话，说完走开了。她朝他俩走来，像是专为了夏尔-罗塞特，这个男人，他好像已受到邀请，不久将和她一道去岛上。假如这个女人脸上缺少微笑，那她就显得礼貌欠佳了，有人在一边这么说。在今晚要来的所有宾客中，还有几个没有到，都是她的密友。他们要等招待会临近尾声，才会到呢。
有人在问：
“他叫喊什么？”
“乱七八糟的，什么也听不清楚。”
“在拉合尔，没有一个女人了解他，谁能说出点情况呢？”
“没有一个女人了解他，从来没有。”
“他的官邸，你知道吗？在拉合尔，从不曾有人去过他的官邸。”
“在到拉合尔之前，他的眼睛里流露过什么吗？比如流露出某一种迹象？或者某一种色彩？我呢，尤其会想到他的母亲。我能想象她坐在钢琴前，弹奏古典的小夜曲，就像在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尽是一些青春的主题，让他听呀，听呀，恐怕他是听得太多了。”
“她本来是可以让我们看不见他的，他在场让人多不舒服。”
既然被邀请来了，就应该请安娜一玛丽-斯特雷泰尔跳舞，即便她不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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